《反经·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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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曰:《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虽博辩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羡,无所归宿。故作《正论》以质之。)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司马谈曰:“《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是非,故长于理人也。”)
故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也。
(子夏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晋时王政陵迟,南阳鲁褒着《钱神论》,吴郡蔡洪作《孤愤》。前史以为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谓也。)
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也。(《书》着帝王之道,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三千之徒,并受其义也)
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也。
(《乐》书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其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宫为君,商为臣,角为人,征为事,羽为物。五音不乱,则无沾滞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捶,其臣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音皆乱,则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国灭亡无日矣。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快意,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信,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征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闻宫音者,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者,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征音者,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者,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无由入也。”
班固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着其教焉。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故纤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阐谐慢易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正诚之音作,而民肃静;宽裕和顺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先王耻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导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吕氏春秋》曰:“亡国戮人,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
范晔曰:“夫钟鼓,非乐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养不可废。夫存器而亡本,乐之失也。调气以和声,乐之盛也。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行孝以致养,孝之大也。”
议曰:东方角主仁,南方征主礼,中央宫主信,西方商主义,北方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为:征动心而和正智,羽动肾而和正礼。则以征主智,羽主礼,与旧例乖殊。故非末学所能详也。)
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也。(《易》之精微,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于相害。)
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也。
(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人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弊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适宜,物有节文。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必正名于卫,所居不合,岂不哀哉!”
班固曰:“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之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烦;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也。
(壶遂曰:“昔孔子何为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代,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代,反之正道,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汉兴以来,至明天子,受命于穆清,泽流四极,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之耻也;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罪莫大焉。余所谓述,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散乱矣。
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此僻儒之患也。
(司马谈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经传以十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常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范晔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朝纲日陵,国隙屡启,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刚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民诵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顺之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大业移矣,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礼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者,斯岂非学者之效乎?故先师褒励学者之功,笃矣。”)
道家者,盖出于史官,历纪成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乐,兼弃仁义,独任清虚,何以为治?此道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君臣并至,使自明也。”)
阴阳家者,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阴阳之弊也。
(司马谈曰:“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忌。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经,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曰:“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故曰:日蚀、地震皆阳微阴盛也。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十二。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弃夫,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五事者:貌、言、视、听、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人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又曰:“弃法律,遂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又曰:“好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又曰:“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城,则金不从革。”又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管辂曰:“贵人有事,其应在天。在天则日月星辰也。兵动人扰,其应在物。在物则山林鸟兽也。”又曰:“夫天虽有大象而不能言,故运星精于上,流神明于下,驱风云以表异,役鸟兽以通灵。表异者必有沉浮之候,通灵者必有宫商之应。是以宋襄失德,六鶂退飞;伯姬将焚,鸟鸣其哭;四国未火,融风已发;赤云夹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
后汉窦武上书曰:“间者有喜禾、芝草、黄龙之瑞见。夫瑞生必于嘉土,福至实由吉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又裴楷曰:“按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民疠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麔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以为异也。”
魏青龙中,张掖郡玄川,溢涌宝石负鼎状,麟凤龙马,炳焕成形,时人以为魏端,任令于绰赍以问张珔,珔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已往。以祯祥先见,然后废兴从之。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废兴祯祥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祯祥。”后司马氏果代魏。
汉武时,巫为上致神君,神君但闻其声,不见其形。荀悦曰:“《易》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当其理而不相乱,乱则有气变而然。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复生,此形之异也;男化为女,死而复生,此含气之异也;鬼神仿佛在于人间,言语声音,此精神之异也。夫形神之异,各以类感。善则生吉,恶则生凶,精气之际,自然之符异也。故逆天之理,则神失其节,而妖神妄兴;逆地之理,则形失其节,而妖人妄生;逆中和之理,则含气失其节,而妖物妄出。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类,精神之异也。”
《春秋传》曰:“作事不时,怨仇动于人,则有非言之物而言。”当汉武之时,赋敛繁众,人民雕弊,故有无形而言至也。其于《洪范》言僭则生时妖。此盖怨仇而生妖之类也。故通于道者,正身,则万物精神形气,各返其本也。”
后汉陈蕃上书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间,无复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于汉,悢悢无已,故殷勤示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嬖,实在修德。故《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不能害德。”
《汉书》曰:“夫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此天人之大略也。”)
法家者,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亡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贼至亲,伤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法家严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使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至于尊主卑臣,明职分,不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者,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长也。及缴者为之(缴,音工钧反。),则苟钩鈲析乱而已,此名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名家使人检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夫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检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鈲,音普觅反。)
墨家者,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言无吉凶之命,但有贤、不肖、善、恶也。);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于治也。)。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此墨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夫墨者亦上论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饭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人之率。故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家给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长,虽百家莫能废也。”
汉武帝问董仲舒策曰:“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辂,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旨哉?”对曰:“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故曰:奢不僭上,俭不逼下,此王道也。”)
纵横家者,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音)许远反)而弃其信。此纵横之弊也。
(荀悦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夫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世者,谓之游说;色取人,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者,乱之所由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
凡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无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下笔。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饰华废实,竞取时利,薄骨肉之恩,笃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苞苴盈于门庭,聘问盈于道路,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受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义。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矣。游说之本,生于是非,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对解结之,辞之绎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谓之辩智。其失之甚者,至于诈矣。游行之本,生于道德仁义,泛爱容众,以文会友,和而不同,进德及时,以立功业于世。以正行之者,谓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于因事害私,为奸宄矣。甚相殊远,岂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则三游废矣。”)
杂家者,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理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此杂家之弊也。
农家者,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则欲君臣之并耕,悖于上下之序,农家之弊也。
(班固曰:“司马迁《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利势,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世谓之实录。”)
文子曰:“圣人之从事也,所由异路而同归。秦楚燕魏之歌,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异声而皆哀。夫歌者,乐之征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于中而应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论曰: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弊也。而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
尝试论之:夫世非胥庭,人乖鷇饮,理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权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代,则大同极轨,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异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穴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服絺衣,丰薄不齐,而致治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仇,宽躁已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弊由崇俭;楚楚衣裳,戒在穷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
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大叔致猛政之衰,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修画一之法。斯实驰张之宏致,庶可以征其统乎?
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中一隅之说。贵清净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弊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弊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于变哉?
『反经章节目录』
反经 正论译文
[“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论文虽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论证,陈述了各家各派学说的利弊,然而不足之处是对某些问题元暇顾及,有的阐述也比较散漫,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因此作这篇“…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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