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观周乐 / 季札观乐文学批评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季札观周乐》是《左传》中一篇特别的文章，它包含了许多文学批评的因素。季札虽然是对周乐发表评论，其实也就是评论《诗》，因为当时《诗》是入乐的。马瑞辰说：“诗三百篇，未有不可入乐者。……左传：吴季札请观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并及于十二国。若非入乐，则十四国之诗，不得统之以周乐也”① 虽然，脱离了音乐的诗或许少了感发作用，而周乐中的舞已不能再现，但毕竟季札评论的周乐，其文字主体还能在《诗经》中看到。所以我们可以从《季札观周乐》中总结出传统文学批评的一些特点。

文学与政教　　中国的文学一开始就很重视同政教的关系，这在文学没取得独立地位，获得自觉发展的早期，更是如此。《诗经》最先并非作为纯文学作品出现，相反的，它有具体实际的使用场合。比如“春秋时政治、外交场合公卿大夫‘赋诗言志’颇为盛行，赋诗者借用现成诗句断章取义，暗示自己的情志。公卿大夫交谈，也常引用某些诗句”。②并且，诗的采集，是有意识为政教服务的。“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③“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④文学既然重视其社会功用，文学批评自然也强调政治教化。这集中体现在《论语》中：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文学作品有感染力量，能‘感发意志’，这就是兴。读者从文学作品中可以‘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这就是观。群是指‘群居相切磋’，互相启发，互相砥砺。怨是指‘怨刺上政’，以促使政治改善。”⑤　　从季札对周乐的评论看，他正是把音乐（文学）和政教结合起来了。他认为政治的治乱会对音乐（文学）发生影响，也就是说可以通过音乐（文学）去“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因为政治的治乱会影响人，而人的思想感情又会反映到音乐（文学）中来。所以季札能从《周南》、《召南》中听出“勤而不怨”，《邶》、《鄘》、《卫》中听出“忧而不困”。音乐（文学）对政治也有反作用。可以“群居相切磋”，互相启发；可以“怨刺上政”，以促使政治改善。当然不好的音乐（文学）也会加速政治的败坏，所以孔子要放郑声，季札也从《郑》中听出“其细也甚，民弗堪也”，认为“是其先亡乎？”但必须指出并不是真的有所谓亡国之音，而是靡靡之音助长了荒淫享乐的社会风气，从而使得政治败坏，以致亡国。有人片面地夸大了音乐（文学）对政治的反作用，认为音乐（文学）可以亡国，从而把对音乐（文学）的评论引入到神秘主义。

文学的中和之美　　孔子论诗，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季札论诗，和孔子非常接近，注重文学的中和之美。他称《周南》、《召南》“勤而不怨”，《邶》、《鄘》、《卫》“忧而不困”，《豳》“乐而不淫”，《魏》“大而婉，险而易行”，《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大雅》“曲而有直体”。更突出的表现是他对《颂》的评论：“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竟用了14个词来形容。发出的感叹是“至矣哉”，因为“五声和，八　　音平，节有度，守有序”，所以是“盛德之所同”。可见季札对中和美的推崇确实到了极至。　　所谓中和美，正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美学上的反映。孔子认识到任何事不及或过度了都不好，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衰落，所以他就“允执厥中”。在个人感情上也不能大喜大悲。龚自珍的“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就不合孔子的中庸标准。《世说新语》雅量门谢安听到“淝水之战”晋军胜利的消息，强制欣喜之情，以致折断屐齿⑥。顾雍丧子，心中很悲痛，可他强自克制，说：“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⑦体现在文学批评中，就是推崇抑制过于强烈的感情，以合于礼，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对古典诗歌含蓄委婉风格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因为要抑制感情，所以往往是一唱三叹，而不是发露无余。文学的意境也因此深长有味，颇耐咀嚼。但这也是中国没有产生象古希腊那样的悲剧的原因之一。

印象式的文学批评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缺乏系统的理论，严谨的逻辑，往往是一鳞片爪即兴感悟式的文字。大量的诗话词话即属此种，而比较有系统的如《文心雕龙》《原诗》反倒是异类。像叶嘉莹先生所说，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是为利根人设的，西方的文学批评却是照顾钝根人。这样说起来，反倒是中国的文学批评形式似乎更为高明。如像司空图的《诗品》简直就是用诗的语言写成的，陆机的《文赋》也是精致的美文。不过，这种印象式的文学批评也有其弊端。因为利根人毕竟是少数，作者写的虽然是深造有得之见，而读者往往嗔目不知所云。比如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虽然是公认的杰作，不过对于“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何为“隔”与“不隔”也是聚讼纷纷。一方面虽然是读者的局限，如前所述，利根人毕竟是少数；另一方面，也在于概念的模糊性和不明确，以及表述的歧义性。而确实也有一些空疏的诗话词话，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就象禅宗里的一些公案，一些和尚自称悟了，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但究竟悟没悟，天才知道。因为已经没有了可评判的标准。撇开这种批评方式的好坏不谈，只看它的根源，是肇端于先秦的。　　《论语》里有这样的记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八佾》）　　从前两则可见到对文学的批评相当灵活，特别是用到了联想。就象王国维摘取三句词来概括治学三境界，这也是印象式的批评。虽然作者未必然，而读者未必不然。这不同于张惠言硬指作者必有此用心那么死板。　　第三则和季札的评论很相似。季札是这样评论的：　　“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矣。’”　　《大武》是周武王的舞蹈，季札在赞美中有讽刺，即孔子所谓：“尽美矣，未尽善也。” 《韶箾》是舜的舞蹈，季札的赞美也无以复加，即孔子所谓：“尽美矣，又尽善也。”这里，季札的评论既是印象的批评，也是形象的批评。因为孔子和季札的观点立场和评论方式相近，所以我举《论语》来对照说明这篇文章的批评方式。

举例　　再举几个季札评论周乐的例子：　　“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　　“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　　“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　　都既是印象的批评，也是形象的批评。借着联想的翅膀，凭着通感，自然人事无所不及。

注释①毛诗传笺通释卷一：诗入乐说②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册③孔丛子巡狩篇④汉书食货志⑤历代文论选⑥⑦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