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_卷二论纳谏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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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典籍:《贞观政要》——「贞观政要·卷二论纳谏」原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在宴会上交谈,当时有个美人在旁边侍候。她本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败事后,被籍没入宫。太宗指着她对王珪说:“庐江王荒淫无道,杀害了她原先的丈夫而把她占为己有。暴虐到极点,怎会不灭亡呢?”王离座说:“陛下认为庐江王夺取她是对了呢,还是不对?”太宗说:“哪有杀人而夺取其妻的道理,你却问我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王回答说:“我见到《管子》书里说:齐桓公到了郭国,问那里的父老:‘郭国为什么会灭亡?’父老说:‘因为郭君喜欢好人而厌恶坏人。’齐桓公说:‘照你所说,他是个贤君啊,怎会灭亡呢?’父老说:‘不是这样,郭君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厌恶坏人却不能摒弃,所以灭亡。’如今这个妇人还在陛下左右,所以我猜测陛下的心意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陛下如果认为不对,那就是所谓知道邪恶而不能摒弃了。”太宗听罢大为欣喜,夸他讲得好极了,马上命令把这个美人送还给她的亲族。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在洛阳修建乾元殿,以供天子巡游四方的时候下榻居住。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谏说:
陛下您智虑周全,可谓无所不及。您下令要做的事,有哪一件不成功呢?您立志想要得到的东西,有哪一件不是依从你的意思去办呢?我认为秦始皇刚开始做皇帝的时候,一直想倚仗灭掉周室的余威,凭借平定六国的气势,将基业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可是到了他儿子掌权的时候国家就灭亡了,我们认真分析它灭亡的原因,是他们父子随心所欲地放纵自己的贪欲,违背上天的旨意,残害百姓等因素造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统治天下不能仅仅凭借武力,一味信奉神灵也不能保障他的江山固若金汤。只有大力提倡节俭,减轻赋税,自始至终兢兢业业,才可以永保江山安泰。
我们刚刚统一了天下,还没有从战争所造成的影响中恢复过来,民生凋敝。这个时候应该提倡节俭,以礼治国,陛下您更应该以身作则。东都洛阳没有行宫,就下令修缮,各位大臣出京镇守边关,也都需要修建官邸,工事太多,恐怕会劳民伤财,这是第一点不可修建的原因。陛下你当初平定东都洛阳,看见那些豪华奢侈的宫殿,下令全部拆毁,此举让天下人惊叹佩服。岂有开始憎恶隋代的奢华,现在又步其后尘的道理呢?这是陛下不可为的理由之二。一听到下面有呈报,就去巡视,然而事情并不紧急,这样做岂不是白白消耗国家的财产。现在国家建立不久,国库还不充盈,哪用得着修建两个都城?老百姓的劳役过重,就会产生怨恨,这是陛下不可为的理由之三。如今百姓遭受天下大乱之后,生活非常贫困。老天有眼,让百姓的生活稍稍有了点好转,但是仍然存在忍饥挨饿的生计之忧,这种情况三五年之内也不可能解除。如果这个时候让老百姓去营建东都,岂不是勉为其难,这是陛下不可为的理由之四。汉代的时候,汉高祖刘邦要在洛阳建都,大臣娄敬进言说这样做不可行,他劝说汉高祖在秦朝的故都建都,汉高祖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日就往西行,定都长安。现在只希望陛下你体察百姓之苦,革除日渐沦丧的世俗风气。你治理国家的时间还很短,国家的各种社会风气还不淳厚,凡事都应该三思而后行,现在怎么可以在洛阳大兴土木,难道连古人都不如吗?这是陛下你不应做的第五个原因。
我曾经看到隋朝建造这座宫殿的时候,所用的材料极其讲究。宫殿所用的木材都不是附近产的,大多都是从遥远的豫章郡运来的。一根柱子就要用两千人来拉,下边滑动用的轮子必须用生铁铸成,中间如果用木头做轮子,一滑动起来就会起火。粗略算来,一根柱子的运送就要耗费数十万两银子,而其他的费用更是难以估量。我听说一座阿房宫建成了,就使得秦国人心离散;章华宫修成了,就造成楚国民心散乱;乾元宫修完了,隋朝也就随之灭亡了。况且凭借国家目前的政治状况,比起隋朝来说又如何呢?国家从萧条中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再役使苦难的百姓,劳民伤财,就会重蹈历代王朝灭亡的覆辙,步其后尘,从这点来说,我们恐怕比隋炀帝还要昏庸啊。我恳切地希望陛下能认真考虑这件事,不要让我们的行为被后人所耻笑,那便是国家的大幸了。
太宗对张玄素说:“你认为我连隋炀帝都不如,那跟桀、纣相比呢?”玄素回答说:“如果这座宫殿修好了,可以说与他们殊途同归,没什么两样。”太宗猛然醒悟,叹息着说:“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所以导致了这么严重的后果。”说罢,他又转过头来对房玄龄说道:“看看玄素的奏表,洛阳的宫殿实在不应该修建,以后做事必须按事理行事,即使露天休息又如何呢?凡是因此产生的赋役,都应该马上停止。要地位低的人干预地位高的人,历来都不容易做到。要不是玄素忠心正直,心地无私,又怎能做得到呢?一般人唯唯诺诺,哪里抵得上一个人惊世骇俗的言论对人的启发大呢?我要赏赐玄素绢二百匹。”针对这件事,魏徵感叹地说:“张公的话真有力量呀,可谓是仁义之人,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对国家百姓的好处真是不可限量呀!”
唐太宗有一匹好马,特别喜爱它,常在宫里饲养,有一天这匹马没有生病却突然死掉了。太宗对养马的宫人很生气,要杀掉他。长孙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了要杀人,晏子请求数说养马人的罪状:‘你养的马死了,这是你第一条罪。让国君因马杀人,百姓知道了,必定怨恨我们国君,这是你第二条罪。诸侯知道了,必定轻视我们齐国,这是你第三条罪。’齐景公听后便赦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曾经读书读到过这件事情,难道忘记了吗?”太宗听了这话才平下气来。他又对房玄龄说:“皇后在很多事情上启发帮助我,对我很有好处。”
贞观七年,太宗要巡幸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道:“陛下身处高位,如果要以救济天下百姓为己任,那么就应该让自己的欲望顺从于天下百姓的需要,而不能要求天下人都来顺从你一个人的需要。然而,整日想远离皇宫到处游玩,这是秦始皇、汉武帝他们经常做的事,不是尧、舜、禹、汤这些明君所为。”话语间,言辞诚恳激切。太宗开导他说:“我患有与气候相关的毛病,天气热了,病痛就要加剧。所以并不是我的本性喜欢到处巡游,但是,我还是十分感谢你的好意。”因此赏赐给姚恩廉五十匹丝帛。
贞观三年,李大亮担任凉州都督,有一位台使来到凉州,看见此地有一种很稀有名贵的大鹰,台使就叫李大亮把鹰进献给唐太宗。李大亮私下上疏给唐太宗:“陛下下令禁止打猎,现在却派使者前来索要大鹰。如果这是陛下的意思,那就是陛下违背了过去的圣旨;如果是台使擅自主张,那他就是一个冒名的使者。”唐太宗看完李大亮的奏折,回复道:“你既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又对国家忠肝义胆,所以派你镇守边关,委以重任。你这些年为国尽职尽忠,在边关声名远扬。我派使者来索要大鹰,你并不是趋炎附势地迎合我的旨意,而是借古鉴今,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还进献忠言,可谓披肝沥胆,诚愚之至。任何赞许都不能表达我的心意,有你这样的臣子,我还担忧什么呢?希望你能够保持这份赤诚之心,始终如一。《诗经》上有句话叫:‘尽忠职守,忠诚正直。神灵得知,赐予洪福。’古人也说过这么有分量的话,它的价值胜过千两黄金。你的一番话,真是可贵呀。现在我赐给你金壶瓶、金碗各一只,虽然不是价值千金,但这是我平时自己所用的东西。你性情方正平直,一心为公,我委托的事情你还上疏进行核实。你在处理公务之余,可以看一看古代的典籍。我再赐给你一部荀悦写的《汉纪》,这本书叙述简要,议论深刻,对如何治国、如何尽到君臣的职责说得非常透彻,现在我把它赐给你,希望你回去认真地阅读。”
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怒了唐太宗,太宗认为这是毁谤。侍中魏徵进言道:“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曾说到‘可以为帝王痛哭的事有一件,可以为帝王长叹息的事有六件’。从古以来上书奏事,往往言辞很激切,如果不激切,就不能打动人主的心。言辞激切就近似毁谤,希望陛下仔细详察我的话对不对。”太宗说:“只有你能讲这样中肯的话。”于是下令赏赐给皇甫德参帛二十段。
贞观十五年,太宗派遣使者到西域封立叶护可汗,使者还没有回来,太宗又令人携带大量金帛到西域各国去买马。魏徵劝谏说:“现在派遣的使者是以封立可汗为名义的,可汗尚未封立,就到各国去买马。突厥人一定认为我们的目的是买马,而不是专程去封立可汗。这样,可汗虽然被封立了,他也不会对陛下感恩;立不成的话,就会产生很深的怨恨。西域各国听说这件事,也会看不起中国。只要能使西域各国安定,那么各国的好马用不着去买,就会自动送上门来。从前汉文帝时,有人献千里马。文帝说:‘我巡幸时每天行进三十里,打仗时每天行进五十里,仪仗走在我的前面,副车跟在我的后面,我单独骑一匹千里马,能走到哪里去呢?’于是给了献马人一些路费,让他回去了。汉光武帝时,有人献千里马和宝剑,光武帝让千里马拉装载战鼓的车,宝剑赐给手下的骑士。今天陛下的所作所为,远远超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武王,怎么在这件事情上的见识,还不如汉文帝、汉光武帝呢?魏文帝曾打算买西域的大珍珠,苏则劝谏说:‘如果陛下的恩惠遍布四海,这些东西不用追求,自然会到来。能买得到的东西,就不足珍贵了。’陛下纵使不仰慕汉文帝的崇高德行,难道也不畏惧苏则的正直议论吗?”于是,太宗立即下令停止买马。
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书评论朝政得失。太宗特意赐给他钟乳石剂,对他说:“你向我进献药石一样的谏言,所以我也拿药石来报答你。”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臣子对帝王,多是顺从而不违背,用甜言美语来讨人欢心。我现在提出问题,你们不准隐讳,要一一说出我的过失来。”长孙无忌、唐俭等人都说:“陛下圣德教化,导致天下太平,据我们看来,看不出有什么过失。”黄门侍郎刘洎对答说:“陛下拨乱创业,确实功高万古,如无忌等人所说。但不久前有人上书,遇到言辞内容不合陛下心意的,有时就当面追根盘问,弄得上书言事的人无不羞惭而退。这恐怕不是在奖励进言者吧。”太宗说:“这话讲对了,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改正错误。”
太宗对苑西监穆裕大为恼火,下令将他在朝堂上斩首。当时高宗为皇太子,不惜冒犯太宗,前去求情,太宗的怒气才消退。司徒长孙无忌说:“自古以来,太子进谏总是找适当的机会说,今天陛下大发天威,太子却能犯颜进谏,这是古今没有的。”太宗说:“人在一起相处,自然会相互染上一种习气。自从我统治天下以来,虚心接纳正直的意见,就有魏徵不分早晚随时进谏。自从魏徵死后,又有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续进谏。皇太子小时候在我面前,常见我听到进谏心情很愉悦,因此养成喜欢纳谏、进谏的习性,所以才有今天的进谏。”
贞观初,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宴语,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瑗之姬也,瑗败,籍没入宫。太宗指示珪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取之为是邪,为非邪?”太宗曰:“安有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珪对曰:“臣闻于《管子》曰:齐桓公之郭国,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臣窃以为圣心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所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大悦,称为至善,遽令以美人还其亲族。
贞观四年,诏发卒修洛阳之乾元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曰:
陛下智周万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应?志之所欲,何事不从?微臣窃思秦始皇之为君也,藉周室之余,因六国之盛,将贻之万叶。及其子而亡,谅由逞嗜奔欲,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胜,神祇不可以亲恃。惟当弘俭约,薄赋敛,慎终始,可以永固。
方今承百王之末,属凋弊之余,必欲节之以礼制,陛下宜以身为先。东都未有幸期,即令补葺;诸王今并出藩,又须营构。兴发数多,岂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东都之始,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欣仰。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务,成虚费之劳。国无兼年之积,何用两都之好?劳役过度,怨讟将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乱离之后,财力凋尽,天恩含育,粗见存立,饥寒犹切,生计未安,三五年间,未能复旧。奈何营未幸之都,而夺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汉高祖将都洛阳,娄敬一言,即日西驾。岂不知地惟土中,贡赋所均,但以形胜不如关内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浇漓之俗,为日尚浅,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讵可东幸?其不可五也。
臣尝见隋室初造此殿,楹栋宏壮,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则余费又过倍于此。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乾元毕工,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则天下幸甚矣。
太宗谓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叹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顾谓房玄龄曰:“今玄素上表,洛阳实亦未宜修造,后必事理须行,露坐亦复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来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可赐绢二百匹。”魏征叹曰:“张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皇后谏曰:“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谓房玄龄曰:“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
贞观七年,太宗将幸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曰:“陛下高居紫极,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然而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甚切至。太宗谕之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故非情好游幸,甚嘉卿意。”因赐帛五十段。
贞观三年,李大亮为凉州都督,尝有台使至州境,见有名鹰,讽大亮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书曰:“以卿兼资文武,志怀贞确,故委藩牧,当兹重寄。比在州镇,声绩远彰,念此忠勤,岂忘寤寐?使遣献鹰,遂不曲顺,论今引古,远献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恳到,览用嘉叹,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复何忧!宜守此诚,终始若一。《诗》云:‘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古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所言,深足贵矣。今赐卿金壶瓶、金碗各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联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观典籍。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
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忤旨,太宗以为讪谤。侍中魏征进言曰:“昔贾谊当汉文帝上书云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长叹息者六。’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太宗曰:“非公无能道此者。”令赐德参帛二十段。
贞观十五年,遣使诣西域立叶护可汗,未还,又令人多赍金帛,历诸国市马。魏征谏曰:“今发使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定立,即诣诸国市马,彼必以为意在市马,不为专立可汗。可汗得立,则不甚怀恩,不得立,则生深怨。诸蕃闻之,且不重中国。 但使彼国安宁, 则诸国之马,不求自至。昔汉文帝有献千里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鸾舆在前,属车在后,吾独乘千里马,将安之乎?’乃偿其道里所费而返之。又光武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今陛下凡所施为,皆邈过三王之上,奈何至此欲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求市西域大珠,苏则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则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陛下纵不能慕汉文之高行,可不畏苏则之正言耶?”太宗遽令止之。
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得失。特赐钟乳一剂,谓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长孙无忌等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从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发问,不得有隐,宜以次言朕过失。”长孙无忌、唐俭等皆曰:“陛下圣化道致太平,以臣观之,不见其失。”黄门侍郎刘洎对曰:“陛下拨乱创业,实功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顷有人上书,辞理不称者,或对面穷诘,无不惭退。恐非奖进言者。”太宗曰:“此言是也,当为卿改之。”
太宗尝怒苑西监穆裕,命于朝堂斩之。时高宗为皇太子,遽犯颜进谏,太宗意乃解。司徒长孙无忌曰:“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诚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与处,自然染习。自朕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征朝夕进谏。自征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见朕心说谏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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