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渊明《赠羊长史》诗的两个问题(《南史》卷二 宋本纪中第二(4))



关于陶渊明《赠羊长史》诗的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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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有一首《赠羊长史》诗，有些不大不小的问题，学者有争论，值得我们花点精力把它们搞清楚。先来看看诗歌。诗有小序：“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序后有小字注：“羊名松龄。”下面是诗歌：“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外，政赖古人书。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疴不获俱。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清谣结心曲，人乘运见疏。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

这首诗学者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序里的这位“左军”是谁？为多数学者接受的传统观点认为是朱龄石（379—418），逯钦立先生提出新说，以为是檀韶（366—421）。邓安生撰《陶渊明年谱》，龚斌、袁行霈二先生笺注《陶渊明集》，都同意逯氏之说。我们认为，新说为是。这里参稽前人考证，对这一问题加以分疏条理，辨其得失，并对其中未尽之义略作补充。

这首诗，宋代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系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长史名松龄，《晋史》本传谓与先生周旋者。是岁刘裕平关中，松龄以左军长史，衔使秦川。”这没有任何问题。《宋书·武帝本纪》载，义熙十二年，刘裕出兵北伐，十三年八月，王镇恶攻克长安，九月，刘裕“至长安”。十二月，离开长安。那么羊长史赴长安，当在此年秋冬之际。这里的“左军”是谁呢？

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二《赠羊长史》诗注谓是朱龄石：

时松龄衔左将军朱龄石之命，诣裕行府，贺平关洛。

元代刘履在其《选诗补注》中同样说是朱龄石：

义熙十三年，太尉刘裕伐秦，破长安，送秦主姚泓诣建康受诛。时左将军朱龄石遣长史羊松龄往关中称贺，而靖节作此诗赠之。

李、刘之说是有依据的，《宋书·朱龄石传》载：“十一年，征为太尉咨议参军，加冠军将军。十二年北伐，迁左将军，本号如故，配以兵力，守卫殿省，刘穆之甚加信仗，内外诸事，皆与谋焉。”这段文字存在讹误，我们后面再说。如果单看这段记载，李公焕、刘履的判断似乎没有什么疑问。钱大昕据此认为：“羊为左军长史，必朱龄石之长史矣。史称龄石以右将军领雍州刺史，而此云左军，小异。考《宋书·龄石传》，义熙十二年已迁左将军矣。左右将军品秩虽同，而左常居右上，龄石之镇雍州，必仍本号，不应转改为右，则此云左军者为可信。”（《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陶靖节诗》）他转而认为《宋书》中朱龄石后来转任“右将军、雍州刺史”中的“右将军”是“左将军”之讹。

但是再考史书，会发现义熙十三年还有另一位“左将军”。《宋书·檀韶传》载檀韶仕历云：

寻进号左将军，领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迁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江州刺史，将军如故。有罪，免官。

檀韶免官在什么时候呢？《宋书·王弘传》载云：“十四年，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王弘继任江州刺史是在义熙十四年，那么檀韶的免官应该也在这个时候。可知在义熙十三年时，同时有朱龄石和檀韶两个左将军（按：左将军无员额限制，《宋书·百官志上》云：“自左右前后将军以下至此四十号，唯四中郎将各一人，余皆无定员。”二人并为左将军是可以的。但朱龄石其实并不是左将军，说见后）。为什么不能是檀韶呢？

所以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认为根据朱龄石之传，称“朱为左将军乃在建康守卫殿省，如遣使往关中称贺，必不发自寻阳，陶无由赠之以诗”。即朱龄石任官建康，他的使者不从陶渊明的家乡寻阳出发，不应该出现在那里。逯先生提出质疑的理由是站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辨析，但他认为是檀韶的结论却是对的。详细论证是檀而非朱的学者是邓安生先生，他在《陶渊明年谱》中说：

义熙九年以后，龄石颇受刘裕重用，步步高升，未尝有左迁之事。考《宋书·百官志》《晋书·职官志》，左、右将军虽同属三品，而左将军位在右将军之上。据本传所载，龄石十二年已为左将军，十四年为右将军，则是左迁也，甚与刘裕重用之意相乖。又按汉代以来官制，左、右、前、后将军皆外藩将军称号，龄石既“守卫殿省”，则是内镇，自不当以左将军之号称之。又考《宋书·百官志》，有左卫军、右卫军，“二卫军掌宿卫营兵”;又有左军将军、右军将军、前军将军、后军将军，皆镇卫军。左卫、左军等皆属四品，秩在左将军之下。龄石在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时既“守卫殿省”，可知当是左军将军耳。本传所载“左将军”必为“左军将军”之讹。然则陶诗《赠羊长史》序所谓左军，非龄石明矣。按《宋书·檀韶传》，韶于义熙十二年以左将军“迁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江州刺史”，则此诗序之左军，亦即左将军、江州刺史檀韶，逯《谱》为得其实。

邓先生对朱龄石“左将军”的官号提出了质疑。他有两条理由。其一是根据了钱大昕的提示，指出左将军位次高于右将军，作为刘裕亲信，一路升迁的朱龄石，不应该先左后右。其二，左将军不是禁卫军的将军号，不承担“守卫殿省”的职责。从职官制度出发提出的这两条理由都相当坚强有力，让人信服。邓氏认为《宋书·朱龄石传》有误，“左将军”应该是“左军将军”之误。邓先生的论证已经直入寰中，却在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失误了。试问，“左军将军”为什么不能简称“左军”，为什么羊松龄就一定是檀韶的左将军长史，而不能是朱龄石的左军将军长史呢？我们认为，《宋书》的记载的确有误，但朱龄石担任的应该不是左军将军，而是左卫将军。

《宋书·百官志》有明文：

左卫将军，一人。右卫将军，一人。二卫将军掌宿卫营兵。

宿卫是专指宫禁的警卫，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守卫殿省”正是左卫将军的职责。对朱龄石的问题，对南北朝禁卫军制度有精深研究的学者张金龙先生已经注意到了，在《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一书第一章《刘宋初年政局与禁卫军权》中，他提到：

按朱龄石在迁左将军时“本号如故”，其本号为冠军将军，则本传所记“左将军”必误，从其“守卫殿省”的职责可以断定，无疑为左卫将军之误。（中略）三人皆为刘裕亲信和心腹，其职务安排是刘裕北伐前采取的稳定朝政的最重要的措施：刘穆之为刘裕首席心腹幕僚，负责朝廷军政事务的掌控和处理;亲信朱龄石以左卫将军“守卫殿省”，实即领兵控制晋安帝;亲信谢景仁为右卫将军并兼任大司马左司马，领兵以控制能力较强的皇弟琅琊王德文。这样，即可确保其率军北伐时建康朝廷的军政大权完全掌控在手中。

张先生实际提出了朱龄石不可能是“左将军”的第三条理由，也是最直接的理由。即前面所引朱氏本传中称朱先是“冠军将军”，然后“迁左将军，本号如故”，冠军将军是作战部队的将军号，与左将军冲突，却与领禁卫军的左卫将军不冲突，所以才能“本号如故”。张金龙先生也提到，刘裕为了控制大司马、琅琊王司马德文，让另一个心腹谢景仁担任右卫将军、大司马左司马，那么负责直接控制晋安帝的朱龄石当然也应该是左卫将军，而不是左军将军。

既然朱龄石是左卫将军，羊松龄就不可能是他的长史。为什么？因为左卫将军当简称“左卫”，而非“左军”。更重要的是，左卫将军无长史。《宋书·百官志》：

二卫江右有长史、司马、功曹、主簿，江左无长史。

原来二卫将军到东晋以后就没有长史了。这样，羊松龄只能是左将军、江州刺史檀韶的长史。

最后，想补充说明一个问题，即羊松龄的行程路线。李华先生在《陶渊明新论》一书中是坚持朱龄石旧说的，他的论证不能成立，但是他反驳逯钦立先生的一段话却很有道理：

羊松龄奉朝命往关中祝贺，必然经过寻阳，渊明赠之以诗，也是情理中事。逯先生说：“朱为左将军乃在建康守卫殿省，如遣使往关中称贺，必不发自寻阳。”这话很是。但“不发自寻阳”，并不等于不经过寻阳，而且我推断，他是一定要经过寻阳的。固然，刘裕北伐后秦是从建康出发，沿着准、淝趋向许、洛，走的是这样一条进军路线。他是水陆并进，而且把大军驻守在彭城，这也是刘裕的根据地。但羊长史从建康出发，他往关中必然是溯江而上，经过寻阳，然后沿汉水北上，经商山而抵长安。这条路很便利，而且时间上也微宽裕，可顺便省亲会友。他没必要再走刘裕进军的路线，何况那条路也未必安全。

按照李先生的说法，逯钦立先生质疑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龚斌先生在《陶渊明集校笺》中维护逯氏，反驳李华，他认为：“刘裕北伐，取徐州、洛阳，至长安。从建康遣使关中，走这条陆路最便捷。要是溯江而上经寻阳，再经汉水北上，受风水影响，旷时费日。”龚先生之说大概也代表了逯先生的想法，他们不太了解古人的交通路线，所以产生了一些误会。

古代从东方进入关中，从洛阳到长安的是官道大路，一定要经过潼关。刘裕北伐，前锋王镇恶就是被堵在潼关之下不得过，后冒险走水路溯黄河而入渭水，才攻克长安的。另一条通往东南，沟通陕西与荆楚、江南的道路则是武关道，这条路在唐代被称为商州路。其路线大致是今天西安—灞桥—蓝田—峣关—商县—武关—内乡—南阳—邓县—襄阳。严耕望先生《唐代蓝田武关道驿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下），王文楚先生《唐代长安至襄州荆州驿路考》（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对商州路路线有详考，读者可以参看。唐代长安与长江流域的交通，非常倚重商州路，唐诗中歌咏商州路者不计其数。东南士子进京考功名多取此路，王贞白《商山诗》有云：“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可以想见路上的景象。而温庭筠著名的《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也是作于这条路上。他是反其道而行，在长安科举不中，往荆襄而去，才倍感落寞凄清。当然，商山路的热闹并不是唐代才有的，这条道路大概周初就已开辟，春秋、战国时，尤为晋楚、秦楚间交通、征战的重要通道。秦始皇统一天下，造驰道通往四方，其中有南阳南郡道，到了汉代，被称为武关道。这就是唐代的商山路。

陶渊明诗中说得明明白白：“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羊长史正是要由武关道进入关中。他的路线只能是溯江而上，转入汉水到襄阳，然后再踏上武关道的征程。古代道路不像今天这样平顺，崎岖失修的路段更是不少，骑马舒服不了，坐车的话，木车轮又没有橡胶包裹，路上的颠簸难受可想而知。所以古人出行，一般都是尽量走水路，少走陆路。羊长史是奉命出使，又不是行军打仗，为什么放着直捷舒适的路不走，要走又迂远又难受的路呢？何况要是沿着今天京沪铁路转陇海铁路的路线走，就只能由潼关入关，跟商山四皓的英灵可就挨不着边了。

四皓隐居之地，古人有商洛、上洛二说。上洛一直是商州首县，商洛是商州属县，在上洛东边。二县都在武关道上，不管四皓隐居哪座山头，羊长史总是会经过其下，他应该替陶渊明遥致敬意了吧。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南史》卷二 宋本纪中第二(4)

　王裕之王镇之王韶之王悦之王准之

　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国左常侍、卫军参军。性恬静，乐山水，求为天门太守。及之郡，妻弟荆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过己，敬弘至巴陵，谓人曰：「灵宝正当欲见其姊，我不能为桓氏赘婿。」乃遣别船送妻往江陵，弥年不迎。山郡无事，恣其游适，意甚好之。后为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县界。玄辅政及篡位，屡召不下。宋武帝以为车骑从事中郎、徐州中从事史、征西将军道规谘议参军。时府主簿宗协亦有高趣，道规并以事外相期。尝共酣饮，敬弘因醉失礼，为外司所白，道规即更引还，重申初燕。

　永初中，累迁吏部尚书，敬弘每被召，即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复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违也。除庐陵王师，加散骑常侍。自陈无德，不可师范令王，固让不拜。

　元嘉三年，为尚书仆射，关署文案，初不省读。尝豫听讼，上问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悦。虽加礼敬，亦不以时务及之。六年，迁尚书令，固让，表求还东。上不能夺。改授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给亲信三十人。及东归，车驾幸冶亭饯送。

　十二年，征为太子少傅，敬弘诣都上表固辞不拜，东归，上时不豫，自力见焉。十六年，以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诣都表辞，竟不拜东归。二十三年，复申前命，复辞。明年，薨于余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顺帝升明三年，追諡文贞公。

　敬弘形状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谓之「弹棋发八势」。所居舍亭山，林涧环周，备登临之美，故时人谓之王东山。文帝尝问为政得失，对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上高其言。左右尝使二老妇女，戴五条辫，着青纹絝袼，饰以朱粉。女适尚书仆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尝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斋中卧。俄顷尚之还，敬弘使二妇女守合，不听尚之入，云「正热不堪相见，君可且去」。尚之于是移于他室。上将为庐陵王纳其女，辞曰：「臣女幼，既许孔淳之息。」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为求奉朝请，与恢之书曰：「彼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不竞之地。」文帝嘉之，并见许。

　敬弘见儿孙，岁中不过一再相见，见辄克日。未尝教子孙学问，各随所欲。人或问之，答曰：「丹朱不应乏教，宁越不闻被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尝请假定省。敬弘克日见之，至日辄不果。假日将尽，恢之求辞，敬弘呼前至合，复不见。恢之于合外拜辞流涕而去。

　恢之弟瓒之，位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諡贞子。瓒之弟升之，位都官尚书。瓒之子秀之。

　秀之字伯奋，幼时，祖父敬弘爱其风采。仕宋为太子舍人。父卒，庐于墓侧，服阕，复职。吏部尚书褚彦回欲与结婚，秀之不肯，以此频为两府外兵参军。后为晋平太守，期年求还，或问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财，财生则祸逐，智者不昧财，亦不逐祸。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乃上表请代。时人以为王晋平恐富求归。

　仕齐为豫章王嶷骠骑长史。嶷于荆州立学，以秀之领儒林祭酒。武帝即位，累迁侍中祭酒，转都官尚书。

　秀之祖父敬弘性贞正，徐羡之、傅亮当朝，不与来往。及致仕隐吴兴，与秀之父瓒之书，深勖以静退。瓒之为五兵尚书，未尝诣一朝贵。江湛谓何偃曰：「王瓒之今便是朝隐。」及柳元景、颜师伯贵要，瓒之竟不侯之。至秀之为尚书，又不与王俭款接。三世不事权贵，时人称之。转侍中，领射声校尉。

　出为随王镇西长史、南郡内史。后为辅国将军、吴兴太守。秀之先为诸王长史、行事，便叹曰：「仲祖之识，见于已多。」便无复仕进，止营理舍亭山宅，有终焉之志。及除吴兴郡，隐业所在，心愿为之。到郡修旧山，移置辎重。隆昌元年卒，遗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则酒脯而已。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諡曰简子。

　延之字希季，升之子也。少静默，不交人事。仕宋为司徒左长史。清贫，居宇穿漏，褚彦回以启宋明帝，即敕材官为起三间斋屋。历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

　宋德既衰，齐高帝辅政，朝野之情，人怀彼此。延之与尚书令王僧虔中立无所去就。时人语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升明三年，出为江州刺史，加都督。齐建元元年，进号镇南将军。

　延之与金紫光禄大夫阮韬俱宋领军将军刘湛外甥，并有早誉，湛甚爱之，曰：「韬后当为第一，延之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饷下都，韬与朝士同例，高帝闻之，与延之书曰：「韬云卿未尝有别意，当由刘家月旦故邪。」韬字长明，陈留人，晋金紫光禄大夫裕玄孙也。为南兖州别驾，刺史江夏王义恭逆求资费钱，韬曰：「此朝廷物。」执不与。宋孝武选侍中四人，并以风貌，王彧、谢庄为一双，韬与何偃为一双。常充兼假，至始兴王师，卒。

　延之居身简素，清静寡欲，凡所经历，务存不扰。在江州，禄俸外一无所纳。独处斋内，未尝出户，吏人罕得见焉，虽子弟亦不妄前。时时见亲旧，未尝及世事，从容谈咏而已。后为尚书左仆射，寻领竟陵王师，卒諡简子。

　子纶之，字元章。为安成王记室参军，偃仰召会，退居僚末。司徒袁粲闻而叹曰：「格外之官，便今日为重。」贵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记为高，自纶之始也。齐永明中，历位侍中，出为豫章太守。下车祭徐孺子、许子将墓，图画陈蕃、华歆、谢鲲像于郡朝堂。为政宽简，称良二千石。武帝幸琅邪城，纶之与光禄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参承，为有司奏免官。后位侍中、都官尚书，卒。自敬弘至纶之，并方严，皆克日乃见子孙，盖家风也。

　纶之子昕，有业行，居父忧过礼。谢伷欲遣参之，孔珪曰：「何假参，此岂有全理。」以忧卒。

　峻字茂远，秀之子也。少美风姿，善容止。仕齐为桂阳内史。梁天监初，为中书侍郎。武帝甚悦其风采，与陈郡谢览同见赏擢。累迁侍中，吏部尚书。处选甚得名誉。

　峻性详雅，无趋竞心，尝与谢览约，官至侍中，不复谋进仕。览自吏部尚书出为吴兴郡，平心不畏强御，亦由处俗情薄故也。峻为侍中已后，虽不退身，亦淡然自守，无所营务。迁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卒，諡惠子。

　子琮为国子生，尚始兴王女繁昌主。琮不慧，为学生所嗤，遂离婚。峻谢王，王曰：「此自上意，仆极不愿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谢仁祖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耳。」

　王镇之字伯重，晋司州刺史胡之之从孙、而裕之从祖弟也。祖耆之，位中书郎，父随之，上虞令。镇之为剡、上虞令，并有能名。桓玄辅晋，以为大将军录事参军。时三吴饥荒，遣镇之衔命赈恤，而会稽内史王愉不奉符旨，镇之依事纠奏。愉子绥，玄之外甥，当时贵盛，镇之为所排抑。以母老求补安成太守，以母忧去职。在官清洁，妻子无以自反，乃弃家致丧还上虞旧墓。葬毕，为子标之求安复令，随子之官。服阕，为征西道规司马、南平太守。后为御史中丞，执正不挠，百僚惮之。

　出为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谓人曰：「镇之少着清绩，必将继美吴隐，岭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镇不受俸禄，萧然无营，去官之日，不异初至。武帝初建相国府，为谘议参军，领录事。善于吏职，严而不残。迁宋台祠部尚书。武帝践阼，卒于宣训卫尉。弟弘之。

　弘之字方平，少孤贫，为外祖征士何准所抚育，从叔献之及太原王恭并贵重之。仕晋为司徒主簿。家贫，性好山水，求为乌伤令。桓玄辅晋，桓谦以为卫军参军。时殷仲文还姑孰，祖送倾朝，谦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离送别，必在有情，下官与殷风马不接，无缘扈从。」谦贵其言。母随兄镇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职同行。义熙中，何无忌及宋武帝辟召，一无所就。

　家在会稽上虞，从兄敬弘为吏部尚书，奏弘之为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敬弘为尚书左仆射，陈弘之高行，征为通直散骑常侍，又不就。敬弘尝解貂裘与之，即着以采药。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弘之常垂纶于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门，各以一两头置门内而去。始宁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筑室。谢灵运、颜延之并相钦重。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归耕，逾历三纪，孔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今。阮万龄辞事就闲，纂戎先业，既远同羲、唐，亦激贪厉竞。若遣一有以相存，真可谓千载盛美也。」

　弘之元嘉四年卒，颜延之欲为作诔，书与其子昙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识归重，豫染豪翰，所应载述，况仆托慕末风，窃以叙德为事，但恨短笔不足书美。」诔竟不就。

　昙生好文义，以谦和见称，历吏部尚书，太常卿。孝武末，为吴兴太守。明帝初兴，与四方同逆，战败归降，被宥，终于中散大夫。

　阮万龄，陈留尉氏人。祖思旷，左光禄大夫。父甯，黄门侍郎。万龄少知名，为孟昶建威长史。时袁豹、江夷相系为昶司马，时人谓昶府有三素望。万龄家在会稽剡县，颇有素情，位左户尚书，太常。出为湘州刺史，无政绩。后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卒。

　昙生弟普曜，位秘书监。普曜子晏。

　晏字休默，一字士彦。仕宋，初为建安国左常侍，稍至车骑，晋熙王燮安西板晏主簿，时齐武帝为长史，与晏相遇。府转镇西，板晏为记室。沈攸之事难，随武帝镇盆城。齐高帝时威权虽重，而众情犹有疑惑，晏便专心奉事，军旅书翰皆见委。性甚便僻，渐见亲待，常参议机密。

　建元初，为太子中庶子。武帝在东宫，专断朝事，多不闻启，晏虑及罪，称疾自疏。武帝即位，为长兼侍中，意任如旧。迁侍中祭酒。遭母丧，起为司徒左长史。晏父普曜藉晏势，多历通官。普曜卒，晏居丧有礼。

　永明六年，为丹阳尹。晏位任亲重，自豫章王嶷、尚书令王俭皆降意接之，而晏每以疏漏被责，连称疾。久之，转为江州刺史，泣不愿出，留为吏部尚书、太子右率，终以旧恩见宠。

　时尚书令王俭虽贵而疏，晏既领选，权行台阁，与俭颇不平。俭卒，礼官欲依王导諡为「文献」，晏启上曰：「导乃得此諡，但宋来不加素族。」谓亲人曰：「平头宪事已行矣。」十一年，为右仆射，领太孙右卫率。

　武帝崩，遗旨以尚书事付晏及徐孝嗣。郁林即位，转左仆射。及明帝谋废立，晏便回应推奉，转尚书令，封曲江县侯，给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时明帝形势已布，而莫敢先言，萧谌兄弟握兵权，迟疑未决，晏频三夜微步诣谌议，时人以此窥之。明帝与晏东府语及时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进号骠骑大将军，给班剑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领太子少傅，进爵为公。以魏军动，给兵千人。

　晏笃于亲旧，为时所称，至是自谓佐命惟新，言论常非武帝故事，众始怪之。明帝虽以事际须晏，而心相疑斥，料简武帝中诏，得与晏手诏三百馀纸，皆是论国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领选，晏启曰：「鸾清干有馀，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乃止。及见此诏，愈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劝诛晏，帝曰：「晏于我有勋，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为武帝，安能为陛下?」帝默然变色。时帝常遣心腹左右陈世范等出涂巷采听异言，由是以晏为事。晏性浮动，志欲无厌，自谓旦夕开府。又望录尚书，每谓人曰：「徐公应为令。」又和徐诗云：「槐序候方调。」其名位在徐前，徐若三槐，则晏不言自显，人或讥之。

　晏人望未重，又与上素疏，中兴初，虽以事计委任，而内相疑阻，晏无防意。既居朝端，事多专决，内外要职，并用周旋门义，每与上争用人。数呼相工自视，云当大贵。与客语，好屏人。上闻，疑晏欲反，遂有诛晏意。有鲜于文粲与晏子德元往来，密探朝旨，告晏有异志。又左右单景隽、陈世范等采巫觋言启上，云晏怀异图。是时南郊应亲奉，景隽等言晏因此与武帝故主帅于道中窃发。会兽犯郊坛，帝愈惧，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报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陈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隽言益见信，元会毕，乃召晏于华林省诛之。下诏显其罪，称以河东王铉识用微弱，欲令守以虚器，并令收付廷尉。

　晏之为员外郎也，父普曜斋前柏树忽变成梧桐，论者以为梧桐虽有栖凤之美，而失后凋之节。及晏败，果如之。又未败前，见屋桷子悉是大蛇，就视之犹木也。晏恶之，乃以纸裹桷子，犹纸内摇动，蔌蔌有声。又于北山庙答赛夜还，晏醉，部伍人亦饮酒，羽仪错乱，前后十馀里中，不复禁制。识者云此不复久也。未几而败。

　晏子德元，有意尚，位车骑长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刘湛、江湛，并不善终，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及诛。

　晏弟诩，位少府卿。敕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锢十年。敕特原诩。诩亦笃旧。后拜广州刺史。晏诛，上遣杀之。

　思远、晏从父弟也。父罗云，平西长史。思远八岁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并栖退高尚，故思远少无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见礼遇。景素被诛，左右离散，思远亲视殡葬，手种松柏，与庐江何昌宇、沛郡刘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废为庶人，思远分衣食以相资赡。年长，为备笄总，访求素对，倾家送遣。

　齐建元初，历竟陵王司徒录事参军、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与竟陵王子良素好士，并蒙赏接。思远求出为远郡，除建安内史。长兄思玄卒，思远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许。及祥日又固陈，武帝乃许之。仍除中书郎、大司马谘议。诏举士，竟陵王子良荐思远及吴郡顾暠之、陈郡殷叡。时邵陵王子贞为吴郡，除思远为吴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论者以为得人。后拜御史中丞。临海太守沈昭略赃私，思远依事劾奏，明帝及思远从兄晏、昭略叔父文季并请止之，思远不从，案事如故。

　建武中，迁吏部郎。思远以晏为尚书令，不欲并居内台权要之职，上表固让，乃改授司徒左长史。初明帝废立之际，思远谓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赞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权计相须，未知兄将何以自立。及此引决，犹可保全门户，不失后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骠骑，会子弟，谓思远兄思征曰：「隆昌之末，阿戎劝吾自裁，若用其语，岂有今日。」思远遽应曰：「如阿戎所见，犹未晚也。」晏既不能谦退，位处朝端，事多专断，内外要职，并用门生，帝外迹甚美，内相疑异。思远谓曰：「时事稍异，兄觉不?凡人多拙于自谋，而巧于谋人。」晏默然不答。思远退后，晏方叹曰：「天下人遂劝人自杀。」旬日，晏及祸。明帝后知思远有此言，谓江祏曰：「王晏早用思远语，当不至此。」

　思远立身简洁，诸客有诣己者，觇知衣服垢秽，方便不前，形仪新楚，乃与促膝。虽然，及去之后，犹令二人交帚拂其坐处。明帝从祖弟季敞性甚豪纵，使诣思远，令见礼度。都水使者李珪之常曰：「见王思远终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领，无不整洁，便忆丘明士。见明士蓬头散带，终日酣醉，吐论从横，唐突卿宰，便复忆见思远。」言其两反也。

　上既诛晏，思远迁为侍中，掌优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赠太常，諡曰贞子。

　思远与顾暠之善，暠之卒后，家贫，思远迎其妻子，经恤甚至。暠之字士明，少孤好学，有义信，位太子中舍人，兼尚书左丞。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从孙而敬弘从祖弟也。祖羡之，镇军掾。父伟之，少有志尚，当世诏命表奏，辄手自书写。太元、隆安时事，大小悉撰录。位本国郎中令。

　韶之家贫好学，尝三日绝粮而执卷不辍，家人诮之曰：「困穷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父伟之为乌程令，韶之因居县境。好史籍，博涉多闻。初为卫将军谢琰行参军，得父旧书，因私撰晋安帝阳秋。及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着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善敍事，辞论可观。迁尚书祠部郎。

　晋帝自孝武以来常居内殿，武官主书于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诏诰，住西省，因谓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职。义熙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学有文辞，补通直郎，领西省事，转中书侍郎。晋安帝之崩，武帝使韶之与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即位，迁黄门侍郎，领着作，西省如故。凡诸诏黄皆其辞也。武帝受命，加骁骑将军，黄门如故。西省职解，复掌宋书。坐玺封谬误，免黄门，事在谢晦传。

　韶之为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珣子弘、廞子华并贵显，韶之惧为所陷，深附结徐羡之、傅亮等。少帝即位，迁侍中。出为吴郡太守。羡之被诛，王弘入相，领扬州刺史。弘虽与韶之不绝，诸弟未相识者皆不复往来。韶之在郡，常虑为弘所绳，夙夜勤励，政绩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两嘉之。韶之称为良守。征为祠部尚书，加给事中。坐去郡长取送故，免官。后为吴兴太守，卒。撰孝传三卷，文集行于世。宋庙歌辞，韶之所制也。

　子晔，位临贺太守。

　王悦之字少明，晋右军将军羲之曾孙也。祖献之，中书令。父靖之，司徒左长史，为刘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

　悦之少厉清操，亮直有风检。为吏部郎，邻省有会同者，遗悦之饼一瓯。辞不受，曰：「此费诚小，然少来不愿当之。」宋明帝泰始中为黄门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赐良田五顷，以为侍中，在门下尽其心力。掌检校御府太官太医诸署。时承奢忲之后，奸窃者众，悦之按覆无所避，得奸巧甚多，于是众署共咒诅。悦之病甚，恒见两乌衣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许人，桎梏之送淮阴，密令度瓜步江，投之中流。

　王准之字元鲁，晋尚书仆射彬玄孙也。曾祖彪之，位尚书令，祖临之、父讷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谓之王氏青箱学。

　准之兼明礼传，赡于文辞。桓玄篡位，以为尚书祠部郎。宋武帝起兵，为太尉主簿。出为山阴令，有能名，预讨卢循功，封都亭侯。宋台建，除御史中丞，为百僚所惮。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职。准之尝作五言诗，范泰嘲之：「卿唯解弹事耳。」准之正色答：「犹差卿世载雄狐。」坐世子左卫率谢灵运杀人不举，免官。

　武帝受命，拜黄门侍郎。永初中奏曰：「郑玄注礼：三年之丧，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王肃议，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为制。江左以来，唯晋朝施用，搢绅之士多遵玄义。夫先王制礼，以大顺群心，'丧也宁戚'，着自前经。今大宋开泰，品物遂理，愚谓宜同即物情，以玄义为制。朝野一礼，则家无殊俗。」从之。元嘉中，历位侍中，都官尚书，改领吏部，出为丹阳尹。

　准之究识旧仪，问无不对。时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录尚书事，每叹曰：「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准之两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风素，情悁急，不为时流所重。撰仪注，咸见遵用。卒，赠太常。

　子舆之，征虏主簿。舆之子进之，仕齐位给事黄门侍郎，扶风太守。梁武帝之举兵也，所在回应，邻郡多请进之同遣修谒。进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台建，历尚书左丞，广平、天门二郡太守，左卫将军，封建甯公。

　进之子清，位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镇东府长史，新野、东阳二郡太守，安南将军，封中庐公。承圣末，陈武帝杀太尉王僧辩，遣文帝攻僧辩婿杜龛，龛告难于清，引兵援龛，大败陈文帝于吴兴，追奔至晋陵。时广州刺史欧阳頠亦同清援龛，中更改异，杀清而归陈武帝。子猛。

　猛字世雄，本名勇。五岁而父清遇害，陈文帝军度浙江，访之，将加夷灭。母韦氏携之遁于会稽，遂免。及长勤学不倦，博涉经史，兼习孙、吴兵法。以父遇酷，终文帝之世不听音乐，蔬食布衣，以丧礼自处。宣帝立，乃始求位。太建初，释褐鄱阳王府中兵参军，再迁永阳王府录事参军。

　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陈安边拓境之策，甚见嘉纳，至是诏随大都督吴明彻略地，以军功封应阳县子。累迁太子右卫率，徙晋陵太守。威惠兼举，奸盗屏迹，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汉之赵广汉。至德初，征为左骁骑将军，加散骑常侍，深见信重。

　时孔范、施文庆等并相与比周，害其梗直，议将出之而未有便。会广州刺史马靖不受征，乃除猛都督东衡州刺史，领始兴内史，与广州刺史陈方庆共取靖。猛至，即禽靖送建邺，进爵为公，加光胜将军、平越中郎将、大都督，发广、桂等二十州兵讨岭外荒梗，所至皆平。

　祯明二年，诏授镇南大将军、都督二十四州诸军事，寻命徙镇广州。未之镇，而隋师济江，猛总督所部赴援。时广州刺史临汝侯方庆、西衡州刺史衡阳王伯信并隶猛督府，各观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远太守曾孝远各以轻兵就斩之而发其兵。及闻台城不守，乃举哀素服，藉稿不食，叹曰：「申包胥独何人哉。」因勒兵缘江拒守，以固诚节。及审后主不死，乃遣其部将辛昉驰驿赴京师归款。隋文帝大悦，谓昉曰：「猛怀其旧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诚臣。保守一方，不劳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开府仪同三司，仍诏猛与行军总管韦洸便留岭表经略。

　猛母妻子先留建邺，因随后主入京，诏赐宅及什物甚厚，别赉物一千段，及遣玺书劳猛。仍讨平山越，驰驿奏闻。时文帝幸河东，会猛使至，大悦。杨素贺，因曰：「昔汉武此地闻喜，用改县名，王猛今者告捷，远符前事。」于是又降玺书褒赏，以其长子缮为开府仪同三司。猛寻卒于广州，文帝闻而痛之，遣使吊祭，赠上开府仪同三司，封归仁县公。命其子缮袭，仍授普州刺史。仁寿元年，缮弟续表陈猛志，求葬关中，诏许之。仍赠使持节、大将军、宋州刺史、三州诸军事，諡曰成。讷之弟瑰之字道茂，位司空谘议参军。瑰之子逡之。

　逡之字宣约，少礼学博闻。仕宋位吴令。升明末，尚书右仆射王俭重儒术，逡之以着作郎兼尚书左丞，参定齐国仪礼。初，俭撰古今丧服集记，逡之难俭十一条，更撰世行五卷。

　国学久废，齐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学。转国子博士，又兼着作。撰永明起居注。后位南康相，光禄大夫，加给事中。逡之率素，衣裳不澣，几案尘黑，年老手不释卷。建武二年卒。

　从弟珪之，位长水校尉，撰齐职仪。永明九年，其子中军参军颢启上其书，凡五十卷，诏付秘阁。

　素字休业，彬五世孙而逡之族子也。高祖翘之，晋光禄大夫。曾祖望之、祖泰之，并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素少有志行，家贫母老，隐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屡征不就，声誉甚高。山中有蚿声清长，听之使人不厌，而其形甚丑，素乃为蚿赋以自况。卒年五十四。

　论曰：昔晋初度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灭。」观夫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唯世禄之所专乎。及于陈亡之年，淮流实竭，曩时人物扫地尽矣。斯乃兴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废，岂智识之所谋乎。

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的兴衰史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丙辰，复郡县田秩，并九亲禄奉。壬戌，拜初宁陵。

二月丙戌，卫将军、尚书令建平王宏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以丹阳尹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三月丁未，尚书令建平王宏薨。乙卯，以田农要月，命太官停杀牛。

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绥为安陆王。辛丑，地震。

六月戊寅，增置吏部尚书一人，省五兵尚书官。丁亥，加左光禄大夫何尚之开府仪同三司。

秋八月丙戌，中书令王僧达下狱死。

九月壬戌，襄阳大水，遣使巡行振恤。庚午，置武卫将军、武骑常侍官。

冬十二月己亥，制诸王及妃主庶姓位从公者，丧事听设凶门，馀悉断。

是岁，河南、高丽、林邑等国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己丑，以领军将军柳元景为尚书令。

二月乙卯，以扬州所统六郡为王畿，以东扬州为扬州。甲子，复置廷尉监官。

夏四月乙卯，司空、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有罪，贬爵，诞不受命，据广陵反。以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讨诞。

秋七月己巳，克广陵城，斩诞，悉诛城内男丁，以女口为军赏。是日解严。辛未，大赦。丙子，以丹阳尹刘秀之为尚书右仆射。丙戌，加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位司空。

九月壬辰，于玄武湖北立上林苑。甲午，移南郊坛于牛头

山，以正阳位。

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蚕宫于西郊。

十二月辛酉，置谒者仆射官。

是岁，婆皇、河西、高丽、肃慎等国各遣使朝贡。西域献舞马。四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甲戌，宕昌国遣使朝贡。乙亥，亲耕藉田，大赦。庚寅，立皇子子勋为晋安王，子房为寻阳王，子顼为历阳王，子鸾为襄阳王。

三月甲申，皇后亲桑于西郊。

夏四月丙午，诏四时供限，详减太半。辛亥，太宰江夏王义恭等表请封岱宗，诏不从。辛酉，诏以都下疾疫，遣使存问，并给医药。其亡者随宜赈恤。

五月丙戌，尚书左仆射褚湛之卒。

秋七月甲戌，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何尚之薨。

八月，雍州大水，甲寅，遣加赈恤。

九月丁亥，改封襄阳王子鸾为新安王。

冬十月庚寅，遣新除司空沈庆之讨缘江蛮。

十一月戊辰，改细作署令为左右御府令。丙戌，复置大司农官。十二月辛丑，幸廷尉寺，宥系囚。魏遣使通和。丁未，幸建康县，原放狱囚。倭国遣使朝贡。

是岁，魏和平元年。

五年春正月戊午朔，华雪降，散为六出，上悦，以为瑞。

二月癸巳，阅武，军幢以下，普加班锡，多所原宥。

三月甲戌，行幸江乘，遣祭故太保王弘、光禄大夫王昙首墓。

夏四月癸巳，改封西阳王子尚为豫章王。丙申，加尚书令柳元景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丙午，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杀司马庾深之，举兵反，参军尹玄庆起义，斩之，传首建邺。

五月，起明堂于国学南丙巳之地。癸亥，制帝室期亲，官非禄官者，月给钱十万。

秋七月丁卯，高丽国遣使朝贡。庚午，曲赦雍州。八月戊子，立皇子子仁为永嘉王，子真为始安王。己丑，诏以来岁修葺庠序，旌延国胄。庚寅，制方镇所假白板郡县，年限依台除，食禄三分之一，不给送故。卫将军东海王褘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九月甲寅，日有蚀之。丁卯，行幸琅邪郡，原遣囚系。庚午，河、济清。

闰月丙申，初立驰道，自阊阖门至于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湖。壬寅，改封历阳王子顼为临海王。

冬十月甲寅，以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为尚书左仆射。

十二月壬申，以领军将军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甲戊，制天下人户岁输布四匹。

六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是日，又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大赦。乙未，置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官。

二月乙卯，复百官禄。

三月庚寅，立皇子子元为邵陵王。壬寅，以倭世子兴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夏四月庚申，新作大航门。

五月丙戌，置淩室于覆舟山，修藏冰之礼。

六月辛酉，尚书左仆射刘延孙卒。

秋七月甲申，地震，有声如雷，兖州尤甚，于是鲁郡山摇者二。乙未，立皇子子云为晋陵王。

八月乙丑，置清台令官。

九月，制沙门致敬人主。乙未，以尚书右仆射刘遵考为左仆射，以丹阳尹王僧朗为右仆射。

冬十月丁卯，诏上林苑内士庶丘墓欲还合葬者，勿禁。

十一月己卯，陈留王曹虔秀薨。

七年春正月癸未，诏克日于玄武湖大阅水师，并巡江右，讲武校猎。丁亥，以右卫将军颜师伯为尚书左仆射。

二月甲寅，车驾巡南豫、南兖二州。丁巳，校猎乌江。己未，登乌江县六合山。壬戌，大赦，行幸所经，无出今年租布，赐人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郡守邑宰及人夫从搜者，普加沾赉。又诏蠲历阳郡租输三年，遣使巡慰，问人疾苦。癸亥，行幸尉氏，观温泉。壬申，车驾至都，拜二庙，乃还宫。

夏四月甲子，诏自今非临军战阵，一不得专杀;其罪入重辟者，皆依旧先上须报，有司严加听察，犯者以杀人罪论。五月丙子，诏自今刺史守宰动人兴军，皆须手诏施行;惟边隅外警及奸衅内发，变起仓卒者，不从此例。

六月戊申，蠕蠕、高丽等国并遣使朝贡。

秋七月乙亥，进高丽王高琏位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八月乙丑，立皇子子孟为淮南王、子产为临贺王。车驾幸建康、秣陵县讯狱囚。

九月庚寅，以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兼司徒。乙未，幸廷尉讯狱囚。丙申，立皇子子嗣为东平王。

冬十月壬寅，皇太子冠，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戊申，车驾巡南豫州，奉太后以行。癸丑，行幸江宁县讯狱囚。加车骑将军、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开府仪同三司。癸亥，以开府仪同三司东海王褘为司空，加中军将军义阳王昶开府仪同三司。己巳，校猎于姑孰。

十一月丙子，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巡幸所经，详减今岁田租。乙酉，诏祭晋大司马桓温、征西将军毛璩墓。上于行所讯溧阳、永世、丹阳县囚。癸巳，祀梁山，大阅水师。于中江，有白雀二集华盖，有司奏改元为神雀，诏不许。乙未，原放行狱徒系。浙江东诸郡大旱。

十二月壬寅，遣使开仓赈恤，听受杂物当租。丙午，行幸历阳。甲寅，大赦，赐历阳郡女子百户牛酒，蠲郡租十年。己未，加太宰江夏王义恭尚书令。于博望梁山立双阙。癸亥，至自历阳。

八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是日，还宗祀文帝于明堂。甲戌，诏曰：「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其以仗自防，悉勿禁。」

夏闰五月壬寅，乙太宰江夏王义恭领太尉。庚申，帝崩于玉烛殿，时年三十五。七月丙午，葬于丹阳秣陵县岩山景宁陵。

帝末年为长夜之饮，每旦寝兴，盥嗽毕，仍复命饮，俄顷数斗，凭几惛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肃然整容，无复酒色。外内服其神明，莫敢弛惰。

前废帝讳子业，小字法师，孝武帝长子也。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申生。孝武镇寻阳，帝留都下。三十年，孝武入伐，元凶囚帝于侍中下省，将加害者数矣，卒得无恙。及孝武践阼，立为皇太子。始未之东宫，中庶子、二率并入直永福省。大明

二年，出居东宫。七年，加元服。八年闰五月庚申，孝武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加骠骑大将军柳元景尚书令。甲子，置录尚书官，乙太宰江夏王义恭录尚书事，加骠骑大将军柳元景开府仪同三司。

秋七月庚戌，婆皇国遣使朝贡。崇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乙卯，罢南北二驰道，改孝建以来所变制度，还依元嘉。丙辰，追崇献妃为献皇后。

八月己丑，皇太后崩。

九月乙卯，文穆皇后祔葬景宁陵。

冬十二月乙酉，以尚书左仆射颜师伯为尚书仆射。壬辰，以王畿诸郡为扬州，以扬州为东扬州。癸巳，加车骑将军、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位司徒。去岁及是岁，东诸郡大旱，甚者米一斗数百，都下亦至百余，饿死者十六七。孝建以来，又立钱署铸钱，百姓因此盗铸，钱转伪小，商货不行。

景和元年春正月乙未朔，大赦，改元为永光。乙巳，省诸州台传。

二月乙丑，减州郡县田禄之半。庚寅，铸二铢钱。

夏五月，魏文成皇帝崩。

秋八月庚午，以尚书仆射颜师伯为左仆射，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右仆射。癸酉，帝自率宿卫兵诛太宰江夏王义恭、尚书令柳元景、左仆射颜师伯、廷尉刘德愿。改元为景和。甲戌，以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领尚书令。乙亥，帝释素服，御锦衣。以始兴公沈庆之为太尉。庚辰，以石头城为长乐宫，东府城为未央宫。甲申，以北邸为建章宫，南第为长杨宫。己丑，复立南北二驰道。

九月癸巳，幸湖熟，奏鼓吹。戊戌，还宫。帝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乃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为「齇奴」，又遣发殷贵嫔墓，忿其为孝武所宠。初，贵嫔薨，武帝为造新安寺，乃遣坏之。又欲诛诸远近僧尼。辛丑，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庶人，赐死。丁未，加卫将军湘东王彧开府仪同三司。己酉，车驾讨徐州刺史义阳王昶，内外戒严，昶奔魏。戊午，解严。开百姓铸钱。冬十月癸亥，曲赦徐州。丁卯，东阳太守王藻下狱死。以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为贵嫔夫人，改姓谢氏。加武贲鈒戟，鸾辂龙旗，出警入跸。矫言公主薨，空设丧事焉。乙酉，以豫州刺史山阳王休佑为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十一月壬辰，甯朔将军何迈下狱死。癸巳，杀新除太尉沈庆之。壬寅，立皇后路氏，四厢奏乐。曲赦扬、南徐二州。丁未，皇子生，少府刘蒙之子也。大赦，赃污*盗，悉皆原荡，赐为父后者爵一级。壬子，以护军将军建安王休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戊午，南平王敬猷、庐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深并赐死。

时帝凶悖日甚，诛杀相继，内外百官，不保首领。先是，讹言湘中出天子，帝将南巡荆、湘以厌之，期旦诛除四叔，然后发引。是夜湘东王彧与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儿密结帝左右寿寂之、姜产之等十一人，谋共废帝。先是，帝好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妇人裸身相逐，有一妇人不从命，斩之。经少时，夜梦游后堂，有一女子骂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于宫中求得似所梦者一人戮之。其夕复梦所戮女骂曰：「汝枉杀我，已诉上帝。」至是，巫觋云「此堂有鬼」。帝与山阴公主及六宫彩女数百人随群巫捕鬼，屏除侍卫，帝亲自射之。事毕，将奏靡靡之声，寿寂之怀刀直入，姜产之为副，诸姬迸逸，废帝亦走。追及之，大呼：「寂!寂!」如此者三，手不能举，乃崩于华光殿，时年十七。太皇太后令奉湘东王彧纂承皇统。于是葬帝于丹阳秣陵县南郊坛西。

帝蜂目鸟喙，长颈锐下，幼而狷急，在东宫每为孝武所责。孝武西巡，帝启参承起居，书迹不谨，上诘让之曰：「书不长进，此是一条耳。闻汝比素业都懈，狷戾日甚，何以顽固乃尔!」初践阼，受玺绂，傲然无哀容。蔡兴宗退而叹曰：「昔鲁昭不戚，叔孙请死，国家之祸，其在此乎。」帝始犹难诸大臣及戴法兴等，既杀法兴，诸大臣莫不震慑。于是又诛群公，元、凯以下，皆被殴捶牵曳，内外危惧，殿省骚然。太后疾笃，遣呼帝，帝曰：「病人间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语侍者曰：「将刀来破我腹，那得生甯馨儿!」及太后崩后数日，帝梦太后谓曰：「汝不仁不孝，本无人君之相，子尚愚悖如此，亦非运祚所及。孝武险虐灭道，怨结人神，儿子虽多，并无天命;大命所归，应还文帝之子。」故帝聚诸叔都下，虑在外为患。

山阴公主*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后宫数百，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为立面首左右三十人，进爵会稽郡长公主，秩同郡王，汤沐邑二千户，给鼓吹一部，加班剑二十人。帝每出，公主与朝臣常共陪辇。

帝少好读书，颇识古事，粗有文才，自造孝武帝诔及杂篇章，往往有辞采。以魏武有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领之，其馀事迹，分见诸列传。

论曰：文帝幼年特秀，自禀君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而授将遣师，事乖分阃。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战日时，咸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难结凶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夫尽人命以自养，盖惟桀、纣之行;观夫大明之世，其将尽人命乎。虽周公之才之美，亦当终之以乱，由此言之，得殁亦为幸矣。至如废帝之事，行着于篇，假以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以致霣，况乎兼斯众恶，不亡其可得乎!

沈约原文_翻译及赏析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

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从历史上看，士族制度有一个萌芽、形成、充分发展（又称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把士族制度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运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士族制度的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过程和科举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概念：

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世族又称门阀土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

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

特点（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2)经济上：

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品官占田荫客制为士族制度提供经济保障；）

(3)社会生活：

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4)文化上：

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

演变

(1)萌芽（东汉）

政治：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 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

经济：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2）形成（曹魏、西晋）

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统治阶级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2）巩固（西晋）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生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3）鼎盛（东晋）

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

这一时期土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擅长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士族把持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

（4）渐衰（南朝）

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加之士族是近亲联姻，身体素质极差，因此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以后，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脱颖而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声望与权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将领。南朝帝王虽无法改变高级士族垄断高官的局面，但却引用庶族官吏委以品位不高却握有实权的职务，在实际执政中分享了士族的特权。这一时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受到打击、削弱。上述三种原因相互作用，极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阶级、经济基础。

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寒族地主乘机以军功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后经候景之乱、隋灭陈等变化，门阀等级制已奄奄一息，庶族地主跃居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至隋唐两代，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终于使产生于魏，盛行于晋的门阀士族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终消亡。

（5）消亡（唐末）

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三是农民战争进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从此，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形成原因

（1）历史根源:东汉以来的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2）政治原因:魏晋政权统治基础是士族，皇帝依赖于士族的支持；

（3）政治保障: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成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势力，维护政治特权的工具，）

5、衰落原因

（1）自身腐朽：腐朽奢华的生活、与身俱来的特权导致士族缺乏执掌政权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

（2）东晋、南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庶族乘机逐渐典掌机要；

（3）侯景之乱的冲击。晋朝南渡士族“寝略殆尽”；

（4）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

（5）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彻底扫荡结束士族制度）

6、影响

士族制度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突出的政治特点，也是西晋政治腐败黑暗的表现，决定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门阀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

消极作用：

士族制度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往往特别尖锐，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士族田庄经济强化了封闭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腐朽集团，越到后期愈发腐朽，是一群社会寄生虫。

客观上的积极作用：1．经济上，士族田庄经济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占有大量劳动力，强化了封建依附关系，在魏晋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编户农民依附于世家大族，有较为保障的生产条件，这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作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来南方立国创业，客观形势使得他们成为开发南方经济的组织者，他们在南方建立的田庄、山墅，毕竟对江南荒丘山泽地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2．民族关系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动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优裕，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部分士族蔑视礼法，倡导个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东晋南朝时期在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科学上有较多的成就，并且富有特色

与士族对立的是庶族：

南朝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比起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来，更显得优越。世族、寒门两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引《寒素论》）。因此，这两个阶层之间是不相往来的。寒人虽致位通显，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见世族，亦不为世族之所礼接，甚至会受到侮辱。如宋孝武帝母路太后兄路废之孙路琼之，和王僧达做邻居，琼之「尝盛车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曰： 身昔门下驺人路废之者，是君何亲」（《南史·王弘传子僧达附传》）。于是叫左右把路琼之坐着的床烧掉，搞得路琼之下不了台。宋吴郡张敷为正员中书郎，中书舍人秋当、周赳以为与张敷是同僚，商量是否应该去拜访他。周赳说：「他倘若不招待我们，我们会很难堪，我们还不如不去。」秋当说：「我们也已经有相当地位了，既是同事，随便坐坐总可以。」这样，他们两人就决定去看张敷。张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 移我远客」（《南史·张邵传子敷附传》），表示不愿意和寒人共坐。秋当、周赳二人感到很窘，只得退出。齐中书舍人纪僧真，曲掌机要，曾请求齐武帝萧赜：「臣出身本系武吏，荣任高官，又替儿子娶得旧门荀昭光家的女儿作媳妇，现在我没有其他要求了，只请求陛下允许臣列入士族！」齐武帝说：「由江斅、谢沦，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 移吾休让客。 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 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南史·江夷传曾孙斅附传》）。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优越与对当时官位身份的严格区别及世家大族之排斥寒流，即此敝端，已可概见了。

世家大族为了要表示自己门第族望的特别优越，为了不使混淆所谓「士庶天隔」的界限，他们就必须不与寒门庶族通婚。所以世家大族对婚姻的选择，特别重视门第，高门望族一定和高门望族结亲，吴郡顾、陆、朱、张四姓也一定自择素对，或者和会稽孔、魏、虞、谢四姓结亲。一方面他们不以连姻素门出身的南朝帝室为殊荣；另一方面，他们也以「营事婚宦」，不得及其门流为耻。因为「婚宦失类」，就会受到本阶层人士的排斥和非难，他们金字招牌的门第就会变得不光彩，他们以后的政治前途就会黯然失色的。

然而南朝寒门出身的将帅，也有很多位至三公，任总方面。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既是那么大，所以有少数世家大族与这一批暴发户结起亲来，如琅邪王锡（王尊七世孙）以女妻沈废之子沈文季，陈郡谢超宗（谢玄玄孙）「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南史·谢灵运传孙超宗附传》），谢脁妻王「敬则女婚，像「东海王源（王朗七世孙）嫁女与富阳满氏」满璋之子满鸾，满氏「下钱五万，以为聘礼」；南齐御史中丞沈约上表弹劾，以为王源曾祖位至尚书右仆射，王源本人及其父祖也都位列清显，而满璋之虽任王国侍郎，璋之子满鸾任吴郡主簿，可是满氏的「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此为甚，故请政府革去王源官职，剔出士族，「禁锢终身」（《昭明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可见寒门、世族的界限，还是极严格的。

社会上士庶的区分愈严，世家大族愈互相标榜门阀，「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郡望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自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开始播迁渡江，一个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用不着自行表禄，迁徙到其他地方以后，就不然了。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谢氏或江氏就不是，一处地方，新迁来一家姓王或姓谢的，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王氏或哪里的谢氏呢？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邪王氏或太原王氏而非别的王氏，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而非别的谢氏、江氏了。可见所以重视郡望，是讲究门阀制度的必然结果。……

由于重视门阀，于是谱牒百氏之学，遂成为专门的学问。平阳贾渊，祖弼之，父匪之，祖孙三代以谱学名家。弼之，晋太元中撰十八州士族谱。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谱》，俾便吏部诠叙之用。「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唐人柳芳语），故宋、齐以下，不熟悉谱学的，即认为不能居吏部之职

晋陵公主的晋孝武帝女晋陵公主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汉族，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历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家族社会地位显赫。祖父沈林子，宋征虏将军。父亲沈璞，宋淮南太守，于元嘉末年被诛。沈约孤贫流离，笃志好学，博通群籍，擅长诗文。历仕宋、齐、梁三朝。在宋仕记室参军、尚书度支郎。著有《晋书》、《宋书》、《齐纪》、《高祖纪》、《迩言》、《谥例》、《宋文章志》，并撰《四声谱》。作品除《宋书》外，多已亡佚。 沈约 轶事典故

沈约瘦腰

沈约从少年时代起就很用功读书，白天读的书，夜间一定要温习。他母亲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这样刻苦的学习，常常减少他的灯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青年时期的沈约，已经“博通群籍”，写得一手好文章，并且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二十几岁的时候起，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终于写成一部晋史。可惜，这部晋史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沈约暮年，身体消瘦。著名词人李煜词中有“沈腰潘鬓消磨”一句，指的便是沈约。后来，明代诗人夏完淳也有“酒杯千古思陶令，腰带三围恨沈郎”之诗句，这个细腰男子指的也即沈约。

神不灭论

沈约是“神不灭”论的积极维护者。南朝时期，佛教盛行，但也出现了反佛的斗士。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范晔是一位无神论者，“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确信“天下决无佛鬼”。萧齐时，竟陵王萧子良“精信释教”，而他的属官、无神论思想者范缜则“盛称无佛”。萧子良质问范缜：“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范缜回答他：“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范缜还进一步批评佛教的“因果”论，阐述他的“无佛”思想，以问答的形式，写出著名的《神灭论》，认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此论一出，“朝野喧哗”，萧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范缜还表示绝不“卖论取官”。

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年），范缜的《神灭论》公诸于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梁武帝是一个佞佛的皇帝，他动员王公朝贵六十余人著文围攻范缜，范缜在理论上终不后退，显示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的坚定性。在这次激烈的思想辩难中，沈约先后写了《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形神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六道相生作佛义》、《因缘义》等文。沈约申言：“神本不灭，久所服膺；‘神灭’之论，良用骇惕。”（《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他在《神不灭论》中辩解说：“生既可夭，则寿可无夭，夭既无矣，则生不可极，形、神之别，斯既然矣。然形既可养，神宁独异？神妙形粗，较然有辨。养形可至不朽，养神安得有穷？养神不穷，不生不灭，始末相较，岂无其人。自凡及圣，含灵义等，但事有精粗，故人有凡圣。圣既长存，在凡独灭。”

史学成就

在沈约之前，已经有人开始撰写南朝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了。最早撰写刘宋国史的是何承天。他在宋文帝时以著作郎身份，起草了宋史的纪、传和《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其中人物列传只写到宋武帝时期的一些功臣。后来，又有山谦之、苏宝生等相继续作宋史，但都中途而废。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徐爰负责修撰宋史。他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写成国史六十五卷，上起东晋末年，下迄大明时期。所有这些，都为沈约撰《宋书》提供了文献资料。沈约接受撰写宋史的任务，是在南齐永明五年（487年）的春天。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书》纪、传七十卷。起于东晋安帝义熙之初，终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记东晋末年及刘宋一代史事。这是沈约撰写《宋书》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宋书》八志三十卷的撰成。从《宋书》志避梁武帝父亲和梁武帝本人的讳来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时期。沈约撰《宋书》的经过大致如此。

《宋书》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书》的传，与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创立家传的形式。以前史书列传所记人物，一般不附记传主后人之传，而《宋书》则改变此例，开以子、孙之传附父、祖之传的先声。故《宋书》所记人物，多为门阀地主，而且把门阀士族所重视的家传也引入正史了。如《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后面就附有“长子虑之”、“虑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贞之”、“穆之女婿蔡佑”等人的传；卷七十七《沈庆之传》，后面附有“子文叔”、“庆之弟劭之”、“庆之见子僧荣”、“僧荣子怀明”、“庆之从弟法系”等传。这种家传式的列传，在《宋书》里是不少的。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社会风气崇尚门第、家族史和谱系之学在史学上的反映。第二，创《索虏传》以记北魏史事，正如北齐人魏收撰《魏书》以《岛夷传》记南朝史事一样。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学上的一种特殊的反映。第三，在类传中增立《孝义传》，提倡“孝行”、“孝廉”。这是魏晋统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遗风。

《宋书》的志，也很有特色。一是八志多从三国讲起，有的更追述到东汉，表明作者极重视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书》志的缘起，也讲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谓“渊流浩漫，非孤学所尽；足蹇途遥，岂短策能运”。梁朝江淹说过：“修史之难，无出於志。”他的这句话被后来的史家一再引用，说明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宋书》的《志序》是一篇不可不读的好文章。二是《宋书》的《礼志》和《乐志》分别占了五卷和四卷，几乎占了整个志的篇幅的三分之一，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十分讲究礼法。《宋书·王弘传》记王弘说：“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有的史书还说；“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真不愧是门阀土族讲究“礼法”的楷模。《宋书》重视礼志、乐志，洽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反映。三是《宋书·州郡志》详尽地记述了东晋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及侨置郡县的具体情况，是一篇反映人口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文献。《州郡志》序说；“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当时社会的动荡于此可见一斑。四是创立《符瑞志》，从远古到刘宋，历举许多神怪荒诞之事，宣扬“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因而它的糟粕就更多一些。不过，它也讲到一些自然现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待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在沈约同时和沈约以后，还有一些人撰写过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但都失传了。因此，《宋书》的价值就越发显得重要了。

除《宋书》外，沈约还著有《晋书》一百一十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

藏书故事 南朝梁藏书家、史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少年避难，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书，历仕宋、齐、梁三代。宋时为记室参军，迁度支尚书郎。入齐，为文惠太子管书记，勘校永寿宫所藏四部图书，后为御史中丞，国子祭酒，东阳太守，以文学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与谢脁等人称“竟陵八友”。后与范云等人助萧衍成帝业，功封县侯，官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太子少傅等职。酷嗜典籍，藏书极富，晚年聚书至2万卷（《湖录》记载他有藏书12万卷），《梁书》称他聚书之富“京师莫比”。学与任昉齐名。时谢脁工诗，任昉工笔，他兼而有之。任昉卒后，武帝遣他与贺纵至任昉家勘对书目，就官府藏书所无者，到任昉家取之。故后，其大部分藏书赠给了王筠。乐于奖掖后进，对刘勰、王筠等极力推荐。著有《宋书》、《晋书》、《齐纪》、《梁武纪》、《文章志》、《迩言》、《谥例》、《四声谱》等数百卷，大部分已佚，今存《宋书》100卷，文集9卷。明人辑有《沈隐侯集》。 介绍

沈约孤贫流离，笃志好学，博通群籍，擅长诗文。在沈约的少年时代，他白天读的书，夜间一定要温习。母亲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这样刻苦的学习，常常减少他的灯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青年时期的沈约，已经“博通群籍”，写得一手好文章。

历仕宋、齐、梁三朝。在宋仕记室参军、尚书度支郎。在齐仕著作郎、尚书左丞、骠骑司马将军，为文惠太子萧长懋太子家令，“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之士，沈约为“竟陵八友”之一，与谢朓交好。齐梁禅代之际，他帮助梁武帝萧衍谋划并夺取南齐，建立梁朝。曾为武帝连夜草就即位诏书。萧衍认为成就自己帝业的，是沈约和范云两个人。萧衍封他建昌县侯，官至尚书左仆射，后迁尚书令，领太子少傅。晚年与梁武帝产生嫌隙。十二年（513年），忧惧而卒，时年七十三。诏赠本官，赐钱五万，布百匹。有司谥请谥沈约为“文”，梁武帝道：“怀情不尽曰隐。”故改谥为“隐”。好学，聚书至二万卷。

文学成就

诗文

沈约诗文兼备。当时的许多重要诏诰都是出自于他的手笔，在齐梁间的文坛上负有重望。《南史》称：“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钟嵘《诗品》将沈约的诗作定为中品，评道： “梁左光禄沈约。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于范，意浅于江也。”

在“永明体”诗人中，沈约占有重要地位。钟嵘以“长于清怨”概括沈约诗歌的风格。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他的山水诗和离别哀伤诗之中。

与同时代的“二谢”等人相比，沈约的山水诗并不算多，但也同样具有清新之气，不过其中又往往透露出一种哀怨感伤的情调。如《登玄畅楼》诗：“危峰带北阜，高顶出南岑。中有陵风榭，回望川之阴。岸险每增减，湍平互浅深。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临。上有离群客，客有慕归心。落晖映长浦，焕景烛中浔。云生岭乍黑，日下溪半阴。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写景清新而又自然流畅，尤其是对于景物变化的捕捉与描摹，使得诗歌境界具有一种动态之势。诗人以登高临眺之所见来烘托“离群客”的孤独形象，从而将眼前之景同“归心”融为一处。又如其《秋晨羁怨望海思归》诗：“分空临澥雾，披远望沧流。八桂暖如画，三桑眇若浮。烟极希丹水，月远望青丘。”全诗境界阔大高远，给读者展示出天水一色、烟波浩淼的海天景色。结合诗题来看，海天的空旷辽远，正反衬出“羁怨”之情与“思归”之念。此类诗歌在齐梁山水诗中，亦不失为上乘之作。此外，像“日映青丘岛，尘起邯郸陆。江移林岸微，岩深烟岫复”（《循役朱方道路》）；“山嶂远重叠，竹树近蒙笼。开襟濯寒水，解带临清风”（《游沈道士馆》）；“长枝萌紫叶，清源泛绿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泛永康江》）等描写山水的诗句，皆令人耳目一新。

沈约的离别诗也同样有“清怨”的特点，如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别范安成》：“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将少年时的分别同如今暮年时的分别相对比，已经蕴含了深沉浓郁的感伤之情；末二句又用战国时张敏和高惠的典故（见《文选》李善注引《韩非子》），更加重了黯然离别的色彩。全诗语言浅显平易，但情感表达得真挚、深沉而又委婉，在艺术技巧上具有独创性。沈德潜评此诗：“一片真气流出，句句转，字字厚，去‘十九首’不远。”（《古诗源》卷十二）沈约的悼亡怀旧之诗，“清怨” 的色彩更加突出，如《悼亡诗》：“去秋三五月，今秋还照梁。今春兰蕙草，来春复吐芳。悲哉人道异，一谢永销亡。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万事无不尽，徒令存者伤。”诗的前半以大自然的永恒来反衬人生易逝、一去不返的悲哀；后半将悲伤的情感同凄凉的环境融为一处，情状交现，悲怆靡加。除离别哀伤之作外，沈约的抒怀之作如《登高望春》、《古意》、《伤春》、《秋夜》以及乐府诗《临高台》、《有所思》、《夜夜曲》等，在沈约集中皆为上乘之作，而且也都具有“清怨” 的风格特征。

沈约的诗文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星汉空如此，宁知心有忆？孤灯暧不明，寒机晓犹织。零泪向谁道，鸡鸣徒叹息。——南北朝·沈约《夜夜曲》

夜夜曲

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

星汉空如此，宁知心有忆？

孤灯暧不明，寒机晓犹织。

零泪向谁道，鸡鸣徒叹息。 古诗三百首 ， 乐府 ， 妇女 ， 孤独 ， 思念悲愁微风摇紫叶，轻露拂朱房。中池所以绿，待我泛红光。——南北朝·沈约《咏芙蓉》

咏芙蓉

微风摇紫叶，轻露拂朱房。

中池所以绿，待我泛红光。 荷花汉宫美女多如云，中有一人字昭君。天生倾国倾城色，玉质孤高卓不群。来至掖庭已有年，愁听宫漏独成眠。可怜绝色等闲弃，汉帝不分媸与妍。非是君王不好色，佳人如织绕其侧。颠鸾倒凤夕连朝，遍识群芳犹未得。思幸佳人无孑遗，九重选美事颇奇。不劳龙目亲遴选，分辩媸妍赖画师。高低美丑瘦和肥，全仗画师笔一挥。古有按图寻骏马，今皇凭画幸嫔妃。粉黛欲蒙君眷顾，千金竟把画工赂。钱有几多艳几多，无钱休得君恩遇。群娥每每沐皇风，独有昭君际遇穷。自恃无双才与色，讵肯摧眉赂画工！朔方正月雪澌澌，单于策马至京西。因闻汉阙多佳丽，欲索一人娶作妻。汉帝闻言忙颔首，和亲政策由来久。只求边塞暂安宁，愿向单于献佳偶。诏传呈上美人图，御笔按图点丽姝。宫中美色真难舍，乃选庸姿嫁北胡。钦点宫娥上殿堂，昭君为字名王嫱。红袖翩跹迤逦至，至时四壁顿生光。纤步凌波行若止，清香袅袅风吹蕊。骨似琼瑶肌似冰，明眸转盼如秋水。芳华盖世满堂惊，汉帝茫然叹失声。画上庸姿乃绝色，其间究竟是何情？君言既出难更改，忍送红颜归翰海。暗将昭君比众妃，三千佳丽无光彩。含颦忍泪别君王，贱妾从今辞故乡。不用满朝贤将相，蛾眉为国靖边疆。妾今远嫁万千里，胜在深宫寂寞死。宫中尚有如花人，不赂画工命似纸。愿君莫惜妾微身，应惜忠心体国臣。但得贤才良将在，守边何必用佳人！更怜豪杰没尘埃，辜负平生万丈才。岂能屈节事权贵？慷慨高歌归去来！绝色常遭妖女妒，贤才每被奸人误。栖身异域本寻常，多少英雄悲失路！铁马戎装出塞去，莫愁身似风中絮。既然此地不留人，他乡自有留人处！朔漠茫茫走石沙，随身唯有一琵琶。此去诚知难复返，天涯何处不为家！黄雾涨天雪晦冥，黑云拂地风膻腥。高原万里草皆白，大漠千年冢独青。无端叙写昭君辞，红粉飘零实可悲。千古英雄同一叹，伤怀岂止为蛾眉！——南北朝·沈约《昭君辞》

昭君辞

南北朝 ： 沈约

汉宫美女多如云，中有一人字昭君。

天生倾国倾城色，玉质孤高卓不群。

来至掖庭已有年，愁听宫漏独成眠。

可怜绝色等闲弃，汉帝不分媸与妍。

非是君王不好色，佳人如织绕其侧。

颠鸾倒凤夕连朝，遍识群芳犹未得。

思幸佳人无孑遗，九重选美事颇奇。

不劳龙目亲遴选，分辩媸妍赖画师。

高低美丑瘦和肥，全仗画师笔一挥。

古有按图寻骏马，今皇凭画幸嫔妃。

粉黛欲蒙君眷顾，千金竟把画工赂。

钱有几多艳几多，无钱休得君恩遇。

群娥每每沐皇风，独有昭君际遇穷。

自恃无双才与色，讵肯摧眉赂画工！

朔方正月雪澌澌，单于策马至京西。

因闻汉阙多佳丽，欲索一人娶作妻。

汉帝闻言忙颔首，和亲政策由来久。

只求边塞暂安宁，愿向单于献佳偶。

诏传呈上美人图，御笔按图点丽姝。

宫中美色真难舍，乃选庸姿嫁北胡。

钦点宫娥上殿堂，昭君为字名王嫱。

红袖翩跹迤逦至，至时四壁顿生光。

纤步凌波行若止，清香袅袅风吹蕊。

骨似琼瑶肌似冰，明眸转盼如秋水。

芳华盖世满堂惊，汉帝茫然叹失声。

画上庸姿乃绝色，其间究竟是何情？

君言既出难更改，忍送红颜归翰海。

暗将昭君比众妃，三千佳丽无光彩。

含颦忍泪别君王，贱妾从今辞故乡。

不用满朝贤将相，蛾眉为国靖边疆。

妾今远嫁万千里，胜在深宫寂寞死。

宫中尚有如花人，不赂画工命似纸。

愿君莫惜妾微身，应惜忠心体国臣。

但得贤才良将在，守边何必用佳人！

更怜豪杰没尘埃，辜负平生万丈才。

岂能屈节事权贵？慷慨高歌归去来！

绝色常遭妖女妒，贤才每被奸人误。

栖身异域本寻常，多少英雄悲失路！

铁马戎装出塞去，莫愁身似风中絮。

既然此地不留人，他乡自有留人处！

朔漠茫茫走石沙，随身唯有一琵琶。

此去诚知难复返，天涯何处不为家！

黄雾涨天雪晦冥，黑云拂地风膻腥。

高原万里草皆白，大漠千年冢独青。

无端叙写昭君辞，红粉飘零实可悲。

千古英雄同一叹，伤怀岂止为蛾眉！ ▲ 咏史怀古 ， 纪行 ， 写人思乡查看更多沈约的诗文>>

一旦被钦定为驸马，就等于在额头上盖了图章——皇家专有，外人勿近。这有个说法叫“禁脔”。“脔”就是大肥肉，旁人即使看着眼馋，也不能动一动——禁止接近，禁止触摸，禁止下手，禁止尝鲜。

这个图章，最早是扣在谢混这块英俊的大肥肉身上的。

晋陵公主一成年，东晋的孝武帝就张罗着给她找丈夫。他指派王珣主管选婿工作，而且提出标准说：“比着刘真长、王献之（这二人都是驸马）就可以了。不要比着王敦和桓温（这二人也是驸马）。后面两人一旦得势，就要干预别人家（就是指皇家）的事情。”

标准其实挺明确的。王、桓二人是武将，而刘、王二人是文人，出身士族门阀家庭，高门高士。晋代十分重视门第，其实选择范围并不大，只要够资格，尽管向王谢两家去求亲。好比现代人的消费，只要钱够，当然要买名牌。

谢混是谢家公子，跟东晋的名人谢玄、谢安、谢道蕴、谢灵运是一个大家族的。谢公子从小就生得美貌，长大更添潇洒的风度——谢家无丑人嘛！东晋的人交谈起来，如果谁说“没有见过谢混”，那其他人就会说“你白生活在东晋了”。谢混善写风景诗，说起来，“清华大学”的校名还是是出自他的诗句——《游西池》“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

王珣选啊挑啊比较啊挠破脑壳啊——其实也不必假装挑得很辛苦，最好的驸马人选，当然是谢混了。他进宫报告选婿的结果：“谢混虽然不如刘真长，但是绝对不会比王献之差。”王珣是王献之的堂弟，他肯抬高外人，把谢混说得比堂哥还好，可见谢混是真好。

皇帝很高兴地说：“可以了可以了，很满意很满意。”

“刷”的一下，谢混的名字被盖上了皇章——名草有主！只等着择下好日子，就办喜事。

可是，晋陵公主还未正式出嫁，她爹晋孝武帝就出事死啦！孝武帝酗酒，一年到头没有几天是清醒的。有一天他醉酒，往床上倒的时候吐了张贵人一身。张贵人一边收拾一边露出不悦之色，皇帝看见了就醉醺醺地说：“你瞧你，三十岁了，人老珠黄了，也该把你废了！老女人一个，还敢嘟嘟囔囔，还想不想活了？”张贵人越想越气，心想这头恶心的猪，喝了睡睡了喝，还不如弄死他算了！张贵人叫来宫女，宫女对皇帝也很厌恶，于是女人们合伙用被子把皇帝闷死了。孝武帝死时才三十五岁，他的孩子大的也不过十五六岁、十六七岁吧。

晋陵公主的婚事就此搁了下来。谢混似乎又成了无主之人，因此又有不少人试探着要他做女婿。有个叫袁山松的官，平时行为不羁，游山玩水的时候最爱唱挽歌。他很欣赏谢混，跟谢混也比较熟，想让自己的女儿嫁给谢混。

媒人王珣可不干了，对袁山松说：“你别打‘禁脔’的主意！”

“禁脔”这个词这本是个典故。东晋建立初期，物质匮乏，达官贵人也难吃到肉。而晋元帝特别爱吃猪脖子肉，官员们如果杀了猪，都不敢吃猪脖子肉，得割下来送给晋元帝吃。这块肉就叫“禁脔”。所以后来，“禁脔”也被用作比喻已经有主的很抢手的东西，别人不得染指。

凡吃过猪肉的人都会纳闷，猪脖子肉不是软兮兮的、很难吃的吗？要说猪身上最难吃最不值钱的，就数这个部位了。其实，那不是一大截猪脖子啦。猪脖子上有四层肉，其中有一层肉很韧、很有嚼劲。一头大肥猪身上，顶多有八两这种“猪颈肉”。皇帝当然要吃最好吃的啦，怎么会吃最难吃的呢？爱吃的苏轼先生，曾经写过“猪颈肉”的口感：“尝项上之一脔，如嚼霜前之两螯。”越嚼越有味，跟吃蟹螯差不多。现在还可以找到“炭烧猪颈肉”这道菜。

王珣跟谢混、袁山松一伙人很熟。他对袁山松讲的话，半是玩笑，半是警告，或者说是貌似玩笑的警告。 晋陵公主守孝三年后，终于如愿以偿地等来婚礼，嫁给了美男子谢混。

过了一些年，东晋越来越接近崩溃，先是桓玄废帝篡权，然后刘裕征讨桓玄，后来刘裕和刘毅争强，最后刘裕赢了，搞了个“禅让”仪式，建立宋。此后东晋正式灭亡，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谢混是刘毅的心腹，刘毅事败后被杀，谢混也被赐死。

谢混死后，晋陵公主的名号被夺，被贬为“东乡君”。刘裕*她改嫁给琅琊的王练。晋陵公主与谢混已做了三十多年夫妻，而且还有两个女儿，她说什么也不愿改嫁。就算谢混死了，她还可以守着谢混的家业，在熟悉的地方怀念熟悉的他，也可以死后跟他同葬。她执意留下来，怎么都不肯上路。但最终她还是拗不过刘裕的诏书，不得不在已经进入怀旧年龄和充满怀旧心理的时候，去做了另一个人的太太。 再说说公主的第二任丈夫王练。琅琊王家也是名门望族，跟谢家齐名。王羲之、王献之都是琅琊王家的——王家也无丑人哩！王练在朝廷里做侍中，是个聪明到极点的人。他的特长是外语，据说一岁多刚会说话，就听得懂胡人的语言。长大后，他精通好几门“外语”，而且还认得外国东西，就是鉴赏外国宝物啦。随便看一看，他就能说出东晋人连名字都不晓得的“外国东西”在哪儿出产、有什么特点、价值几何。传说他是胡人和尚投胎的，那是鬼话。他是个极具语言天赋和外交能力的人，所以他爹给他起个大名叫“练”，就是说他一生下来就历练很多，阅历丰富。

就是这个出色的王练，也不能抵消晋陵公主对前夫谢混的思念。谢混太精彩了，没有人能够代替。她说：“嫁过谢混，再看其他人，都是丑八怪！”

晋陵公主改嫁后，惟一的愿望和不懈的请求，就是回到谢家。在她老病将死的时候，刘裕终于同意她回到谢家。

晋陵公主惊奇地看到，谢家经历了多年离乱之后，房屋如新，粮仓满满，土地比过去谢混在的时候还要多。家僮仆人一千多人，无人逃散，全都安守在谢家，兢兢业业。这一切都是谢混的侄儿谢弘微代为管理经营的。谢家上下和亲戚都来跟晋陵公主见面，还当她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大家说着这些年的变化，又喜又悲，流下泪来。谢弘微拿来账簿给晋陵公主过目，一文钱一尺帛都记录得详详细细，好像一直在等着她回来的这一天。 晋陵公主回到谢家的那年就去世了。谢弘微（算谢混和晋陵公主的义子）打开谢混的墓穴，将二人合葬。晋陵公主在九泉之下应该十分满足，跟风华绝代的美男子夫妻一场，哪怕一日，也胜过百年吧，更不要说来世还可以再续前缘。

再掉头说回东晋灭亡、刘宋建立的那天。在封禅台上，刘裕的谋臣谢晦遗憾地说：“今天这个改朝换代的重要日子，美中不足啊！如果是由谢混拿着玉玺和绶带（相当于做主持人），那该多好啊！（陛下应天受命，登坛日恨不得谢益寿奉玺绂。）”

是刘裕杀了谢混，这是政治上的不得已。如果仅从自然人的角度考虑，刘裕倒很愿意谢混活着。刘裕叹气道：“我也很遗憾啊！谢混死了，以后的年轻人再也欣赏不到他的风姿了！（吾甚恨之，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 以上所引，首见于尚爱兰《中国公主》中东晋晋陵公主卷。然而，依照有关史料，该说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缺脱之处。谢混吧特别附录正史，予以参照。

1. 可怜的晋陵不但没人庇护，削去公主封号，赐“东乡君”。

——这个就是原帖作者煽情煽过头了。当时的惯例：改朝换代时，郡公主降号县君，县公主降号乡君。郡公主一般是长公主级别了……很可能晋陵公主是晋陵县公主而不是晋陵郡公主。而东乡正在晋陵县。所以，是符合程序和惯例的就地降封，没有加重报复。在改嫁王练时，她还是晋陵公主。刘裕登基后才降号。《宋书·谢弘微传》：高祖受命，晋陵公主降为东乡君。

2. 她说：“嫁过谢混，再看谁都是丑八怪啊！”

——请说清楚这句话是哪个典故出来的……我没看见过……

3. 晋陵公主与谢混已做了三十多年夫妻，而且还有两个女儿……

——对不起，谢混没那么老。《宋书·王弘传》载谢混和王弘是发小，王弘379年生。谢灵运385年生要尊谢混一声阿叔。而谢混挂掉的那一年，是义熙八年（412）年。三十多年夫妻？除非指腹为婚的。

晋陵公主和谢混只有两个女儿，主要在于这俩人的命实在太衰。太元二十一年开始，晋陵守丧三年（案：实为二十五个月）。隆安三年完婚是最快的计划。隆安四年谢琰战殁，谢混守丧三年（案：实为二十七个月）。终丧正赶上桓玄篡位，闹过了就是义熙年号，谢混只剩八年不到。不要夸张谢混和公主的相处时间，驸马是个诗人，他重精神胜过身体的交流。

守丧之制，见《宋书·王准之传》：“郑玄注《礼》，三年之丧，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东海）王肃议，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为制。江左以来，唯晋朝施用；缙绅之士，多遵玄义。”

4. 晋陵公主改嫁后，……在她老病将死的时候，刘裕终于同意她回到谢家。

——《晋书·安帝纪》：义熙八年九月己卯，太尉刘裕害右将军兖州刺史刘籓、尚书左仆射谢混。又《宋书·谢弘微传》：高祖受命，晋陵公主降为东乡君，以混得罪前代，东乡君节义可嘉，听还谢氏。自混亡，至是九载。由此，晋陵公主回归谢氏，应该是刘裕的永初元年到永初二年间。但，注意下一条，不是老病将死哦。

5. 晋陵公主回到谢家的那年就去世了。

——同样是《宋书·谢弘微传》的记载：（元嘉）九年，东乡君薨。

这都回去几多年后了是说……十三年……



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

影响

一、陶渊明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诗一百二十余首，另有文、赋等，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他最着名的作品为《桃花源记》，描述了一个他所憧憬的桃花源社会，和谐美好且没有战乱，自食其力的社会。使得桃花源与乌托邦齐名，都代表了一个美好的幻想。

二、陶渊明诗歌表现出蔑视权贵、遗世独立的气节，朴实自然的诗风，对后世诗歌的创作影响大而深远。

个性分明，情感真挚，平淡质朴，不大用典，简洁含蓄，“质而实绮，臞而实腴”，富有意境和哲理，主观写意，杂有儒、道各家思想。除了传统儒家思想外，也深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陶诗“通篇浑厚，难以句摘”，不致力于锤炼，写来天真自然。

三、陶渊明的诗在南北朝时影响不大。刘勰着《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锺嵘《诗品》虽列之为中品，却推之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后世对陶诗评价甚高，唐宋以后对陶诗更推崇备至。认为其诗“其源出于应璩”。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推崇备至：“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文选》收录陶渊明的诗文十余首，是作品被收录较多的作者。

四、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又云：“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苏东坡更作《和陶止酒》、《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五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

且唐代山水田园派代表性诗人孟浩然非常崇拜陶潜，风格与其极为相似。

五、元代戏曲家马致远，因仰慕陶渊明而自号“东篱”，后人辑散曲集为《东篱乐府》。

一、简介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 ，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

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有《陶渊明集》。

二、思想

陶渊明在青年时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有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入世抱负。

三十岁时陶渊明先后入了桓玄（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勤王的僚属，但是后来桓玄篡晋，他又加入了刘裕讨伐桓玄的义军幕府（公元404年）。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他意识到了刘裕也非真心匡复晋室，遂急流勇退以明哲保身，辞去彭泽令以避覆灭之祸，作《归去来兮辞》。

以明志（见《归去来兮辞》第一段最后一句为“抚孤松而盘桓”，第二段最后一句为“乐夫天命复奚疑”，各缀最后一字成桓疑）。 公元420年刘裕篡晋后，在贫困躬耕中隐居的陶渊明，以隐喻手法写下了《桃花源记》

表达对此事最大的谴责，“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感叹暴秦虽然酷虐，此时尤过于秦乱，所以闻者皆叹惋，在《桃花源诗》首即有“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点明其意。

进入刘宋之后，陶渊明贫病加剧，江州刺史檀道济去劝他弃隐出仕，但是他不受馈赠，不为所动，就是不放弃他隐居求志、不食周粟的风范（因为陶渊明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及自身俱在东晋为官，如同张良其家五世相韩，之后一生为韩报仇）。

正如他诗作：“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他的后半生，正实践着他入刘宋后所改的名—潜，一生遂潜龙勿用了！

陶潜《桃花源记》对现实有深刻批判。桃花源中人的生活，与外界并无太大分别，一样是“往来耕作”，“屋舍俨然”，所不同的是，桃花源居民能和睦相处，“怡然自乐”。

桃花源中似乎没有村社一类的基层组织，又因与世隔绝，外界一切机构组织都无由对之施用权力，人们生活在自由自在的状态中。文章寓意是，外界社会赖以支撑的社会制度，恰恰是人们不能幸福美满生活的根源，一切政治、制度、机构都是多余的，乃是破坏和平安宁的根源。

陶渊明曾经说过：“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千字文》中也有“尺璧非宝，寸阴是竞”的格言。

三、后世纪念

1、墓地

陶渊明墓，坐落在江西省九江市庐山西南的面阳山南坡，北依汉阳峰，南为黄龙山，既满足了他“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的意愿，又呈现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致。

2、五柳广场

位于重庆市酉阳桃花源二酉山五柳广场，设置有一雕塑，重200吨，净高99米，底座128米，总高度达1118米，陶渊明雕像现身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为桃花源景区景点之一，雕像是采用江西省星子县的芝麻白花岗石为原材料，在当地加工而成，总耗材500吨，由江西省星子县的工程技术人员负责对此进行安装。

世界上最高的陶渊明雕像，比陶渊明故乡江西省星子县陶渊明雕像还高出128米，成为二酉山世外桃源文化主题公园的标志性景点。

3、纪念馆

陶渊明纪念馆位于江西省庐山西麓的九江县城沙河街东北隅，占地1600平方米，为纪念东晋诗人陶渊明而建立。1985年7月30日开馆。馆址原是陶靖节祠。祠的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砖木结构，明清祠堂式建筑风格，侧配有厢房。正堂塑立了2米多高陶渊明身像，头部扎漉酒巾，手握着一卷《山海经》。

两壁镌刻陶渊明四十一代孙、明邑庠生陶享所撰《陶靖节祠祀文》，又清翰林刘延琛所题书的匾额：“羲皇上人”、“望古遥集”。大门首有明嘉靖年间进士薛应旗为题书的“陶靖节祠”石匾，两耳门分别通向菊圃和柳巷。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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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诗歌艺术特色与人生境界的探索

摘要： 陶诗的内容大都表现隐逸的思想和生活。平淡与醇美的统一，情、景、理的统一是陶诗的艺术特色。田园诗所歌咏的是个人悠闲的生活，没有充分揭示农村的矛盾，这是其不足之处，但以田园的美好对比官场的丑恶，是有积极意义的。咏怀诗、咏史诗表现出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以及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也曲折地暴露了社会政治的黑暗。陶渊明对后代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但也包含了不少明哲保身、安分守己、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

关键词：陶渊明 平淡醇美 艺术特色 人生境界

一、陶渊明的生活背景与诗歌的艺术特色

（一）生活背景： 陶渊明（公元356--427）又名陶潜、字元亭，是东晋末年的田园大诗人。据史书记载，东至县东流镇东晋时期属浔阳柴桑（今属九江彭泽县），陶渊明在彭泽做县令，经常到东流种菊。留下千古佳话，后人敬羡先生，建祠以祀。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有所作为。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时一个动乱的年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让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最终“爱丘山”的夙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开始身在仕途，心在田园了。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思想与当时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二）诗歌的艺术特色：陶渊明在诗歌、散文、辞赋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其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1．平淡与醇美的统一：前人常用平淡概括陶诗的风格，这是不错的。我们在陶诗里很难找到奇特的形象，夸张的手法和华丽的辞藻，甚至连形容词都很少用。一切如实说来，平平淡淡。然而，如果仅仅是平淡，不会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的外表下，含蓄着炽热的思想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正和陶渊明的为人一样。因此读来韵味隽永，越读越觉的它美。试看《劝农》诗中的一节： 熙熙令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这里呈现出一幅和平的农作图，实际是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以美化的结果。《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 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营， 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 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 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渊明的田园诗所反映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对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 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 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 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 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 《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着名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 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 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 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 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 来独特的效果。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 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 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平淡醇美、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 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 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陶诗中最集中的就是写田园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还有《移 居》、《和郭主簿》、《咏贫士》、《杂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

2情、景、理的统一： 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平淡醇美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 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 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继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 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 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 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 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 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浓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 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做到了情、景、理的统一。

二、陶渊明的人生境界与对后世的影响

陶渊明从小就是博学能文的材料，对知识的追求，一向是认真的。少年时期，是“猛志逸四海”，对国家社会胸怀大志。生于华夷混战的时代，深受离乱的刺激和痛苦，他从小就立下“澄清中原”的大志。但身处乱世，有志不得伸，陶渊明只做过几个小官，且时间皆不长。最为人所知的是担任彭泽令。在这期间，有一督邮到当地视察，属下请陶渊明戴冠束带前往城外迎接，陶渊明很不乐意，尤其那督邮是把自己的妹妹嫁给郡守做小妾而得了这官职，行为令人不齿，陶渊明视之为小人。督邮至，县吏应束带见之，陶渊明慨叹：“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后来，灵魂不卖的陶渊明挂冠解印而归回田园，写了《归去来辞》一文以见其志。“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陶渊明为官的结果，获得的是苦痛与烦恼，因他“质性自然”，人事的束缚当然不适合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对率性真淳的陶渊明真是痛苦无比。在“饥冻”和“违己”的矛盾下，他做了不容易的抉择。辞去官职，意味着妻儿将和他一起挨饿受冻，意味着没钱买他最爱的酒；但是继续留任，便是违背自己的真性情，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了“钱”而如此，在陶渊明看来，真是大大不值得。与其在浑浊的溪流中随之浮沈，心中时时呜咽悲鸣，不如跳出这浑水，给自己的灵魂自由。他因为透彻了解自己，才能毅然决然舍弃安适的生活及世俗的虚名。对陶渊明而言，“违己”甚于“饥冻”。于是，陶渊明选择隐居务农，回到山林的怀抱，唯有归回田园，才能活得像自己。

然而，辞官归隐后，生活并不顺利。不谙农事的陶渊明种田常是“草盛豆苗稀”，这使得他不得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但辛苦的生活并没有改变陶渊明的初衷，他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当时挂冠拂袖而去，固然是快人快事，但现实的生活才足以考验一个人的勇气与心志。陶渊明深深了解精神的自由远胜于物质环境的安适，因此，无论生活多么艰苦，他都会坚持下去，只求“愿无违”。

虽然陶渊明最后仍死在他所厌恶的时代中，以他小小的力量，是不足以扭转时代的巨流，但至少，他对得起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死在山林的怀抱中，拥抱所爱的自然，这样，也是死而无憾了。

我很佩服陶渊明的勇气。若非真正了解自己，若非热切地想寻求生命的价值与自由，我们很难在“饥冻”和“违己”间做一抉择。

陶渊明对后代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他蔑视富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给后代有进步理想的作家作出了榜样。他们在反抗权贵和腐朽政治的斗争中从陶诗中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陶渊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思想和逃避现实斗争的态度，也给后代诗人以消极的思想。

陆渊明是哪个朝代的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晚年更名为陶潜。别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到刘宋初杰出的诗人、辞赋家、散文家。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是江西首位文学巨匠。[1]

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2]”，有《陶渊明集》。

本名

陶渊明

别名

陶潜，靖节先生

晚年改名陶潜

字

元亮

号

五柳先生

所处时代

东晋→南北朝

陶渊明悬案揭秘 | 解读千古第一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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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关系

陶侃

曾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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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我用尽了全力，才能过上平凡的一生

作者：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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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渊明曾祖或为陶侃（尚存争议，但二者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3]）。外祖父孟嘉，晋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过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说，或名岱或名茂[4]），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具体事迹已不可考。有一庶妹，小渊明三岁，后嫁给程姓人家，故陶诗文提及她时称程氏妹。就其父尚有一妾看来，渊明最初的家境不算太坏。八岁时渊明父去世，家境逐渐没落。十二岁庶母辞世，渊明后来作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二十岁时家境尤其贫困，有诗可证：“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

酉阳桃花源五柳广场雕塑

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5]《荣木》序曰：“总角闻道”，《饮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早年曾受过儒家教育，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志向；在那个老庄盛行的年代，他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喜欢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又爱琴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与子俨等疏》）。他的身上，同时具有道家和儒家两种修养。[6]

仕宦生涯

二十岁时，渊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以谋生路。《饮酒》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即是回忆他的游宦生涯。在此阶段他为生活所迫出任的低级官吏详情已不可考。在短暂的居家生活后，二十九岁时，他出任江州祭酒（此官职具体负责事务尚待考），不久便不堪吏职，辞官归家。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辞却了此事，依旧在家闲居。

借山归隐图（佟春凤国画作品）

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渊明加入桓玄幕。隆安四年初（公元400年）奉使入都，五月从都还家，于规林被大风所阻，有诗《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风规林》，表达了他对归家的渴望和对园林对旧居的怀念。一年后因母丧回浔阳居丧。三年丁忧期满，渊明怀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再度出仕，出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此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想为官一展宏图，可在出仕后却仍然眷念田园，“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渊明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经钱溪使都，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动荡于仕与耕之间已有十余年，他已厌倦了也看透了官宦生活。[7]

隐居生活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此时的渊明，政治态度入于明确的时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时期。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这时的他是有意识的了：他这样做，而且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以往的田园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时却是劳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如《归园田居》五首、《杂诗》十二首。

陶渊明

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中，渊明家中火灾，宅院尽毁，被迫迁居。

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朝廷诏征他为着作佐郎，渊明称病没有应征。

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王弘为江州刺史，约于此年或稍后一二年结交渊明，二人之间有轶事量革履、白衣送酒。

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颜延之为始安太守，与渊明结交，有轶事颜公付酒钱。

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济听闻渊明之名，去看望他，赠以粱肉，并劝他出仕渊明却拒绝了他，所赠粱肉也没有收下。同年，渊明卒于浔阳。他去世以后，友人私谥为“靖节”，后世称“陶靖节”。[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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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是《桃花源诗》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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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传世作品共有诗125首，文12篇，被后人编为《陶渊明集》[10]。

共2张

桃花源记

卷之一 诗四言：

《停云（并序）》《时运（并序）》《荣木（并序）》《赠长沙公（并序）》《酬丁柴桑》《答庞参军（并序）》《劝农》《命子》《归鸟》

卷之二 诗五言：

《形影神（并序）》《九日闲居（并序）》《归园田居五首》《游斜川》《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乞食》《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答庞参军（并序）》《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连雨独饮》《移居二首》《和刘柴桑》、《酬刘柴桑》《和郭主簿二首》《于王抚军座送客》《与殷晋安别（并序）》《赠羊长史（并序）》《岁暮和张常侍》《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悲从弟仲德》

卷之三 诗五：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还旧居》《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己酉岁九月九日》《庚戌岁九月中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饮酒二十首（并序）》《止酒》《述酒》《责子》《有会而作》《腊日》

卷之四 诗五言：

《拟古九首》《杂诗十二首》《咏贫士七首》《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读〈山海经〉十三首》《拟挽歌辞三首》

卷之五 赋辞：

《感士不遇赋（并序）》《闲情赋》《归去来兮辞》

卷之六 记传赞述：

《桃花源记（并诗）》《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五柳先生传》《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并序）》

卷之七 疏祭文：

《与子俨等疏》《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

陶渊明最郁闷的一首诗，把五个儿子骂个遍，原来虎父也有犬子

每天读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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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笔下的仙境“桃花源”，其实是残酷历史中的温情镜像

浩然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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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我是一个游荡在田园的孤独客

世界华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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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类型

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

陶渊明

咏怀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杂诗》十二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十三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程连欧国画作品）

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苏东坡更作《和陶止酒》、 《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六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 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

散文辞赋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实不下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这三篇最见其性情和思想，也最着名。

《五柳先生传》采用正史纪传体的形式，并不注重描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是陶渊明首创。《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不乏华彩的段落，其跌宕的节奏，舒畅的声吻，将诗人欣喜若狂的情状呈现在读者面前。欧阳修曾评价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片而已。”《桃花源记》应当强调的是，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独特之处：在桃花源生活的是一群普通的人，一群躲避战乱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纯。陶渊明在归隐之初想到的还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不限于个人，而是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能够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生活有关。虽然桃花源只是一个空想，但能提出这个空想是十分可贵的。[11]

文学思想

陶渊明是中古时代的大思想家。他的文学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真的理解，既注重历史与生活的真实，更注重思想情感和襟怀抱负的真实，是较完美的艺术真实。同时，他对自然的理解也表现其文学思想的独特性。他不言教化、不事雕凿,注重情感的自由抒发,注重诗文的自然天成,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然而，无论是提倡艺术真实，还是推崇文学的自然，都是为了酣畅淋离地表现人生。这是陶渊明文学思想的灵魂。

陶渊明对社会人事的虚伪黑暗有极清醒的认识，因而他的隐逸不是消极的逃避现实，而是具有深刻的批判社会现实的积极意义。当他在漫长的隐居生活中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时，尽管也彷徨过，动摇过，但最终还是没有向现实屈服，宁固穷终生也要坚守清节。据说郡官派督邮来见他，县吏就叫他穿好衣冠迎接。他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从此，不为五斗米折腰传为佳谈。陶渊明喜欢喝酒，“寄酒为迹”抒发自己不愿和腐朽的统治集团同流合污的心愿，表现出诗人恬淡旷远的襟怀、孤傲高洁的品格，也正是因为如此它的作品才虽平淡质朴却诗意盎然。

陶诗文共一百四十几篇，引用《列子》、《庄子》典故多达七十次之多，不能不说对老庄思想接受甚深。陶渊明崇尚老庄的自然美学观，同时又是生活劳动在田园之中，很自然地，田园生活便成了他的审美对象化，也因此成就了中国田园诗歌的辉煌。陶渊明以自然为美，以真为美的诗美思想，闪耀在诗情上，便是照亮了人物个性，使读者强烈感受到诗人傲岸不屈，追求自由的人格魅力；体现在内容上，则是把田园生活引进 了诗坛，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渗透在艺术上，则是产生了真朴淡远的艺术境界和冲淡自然的美学风格。这就是伟大诗人的陶渊明，千百年来，他的品格，他的诗歌，他的田园，连同他的那份悠然，一并成为后世诗人与读者崇拜和研究的对象，就足以说明他美学思想的无尽生命力。[12]

艺术特色

语言

陶渊明作品的语言平淡，但这平淡是把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思想用朴素平易的语言表达出来；表意易读懂,其内涵还需细细品味，但又富有情致和趣味。梁实秋曰：“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但是那平不是平庸的平，那淡不是淡而无味的淡，那平淡乃是不露斧凿之痕的一种艺术韵味。”

传山绘《历代名臣像赞》之《陶渊明》

如农家口语，但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却生动鲜明。苏轼云：“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读有奇趣。如嗳嗳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体现了一种“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语）的巧妙构思。[14]

手法

他善于以白描及写意手法勾勒景物、点染环境，意境浑融高远又富含理趣。语言精工本色，朴素真率，笔调疏淡，风韵深厚。但陶诗并非只有飘逸悠然、自然冲淡一种风格，也有金刚怒目的慷慨豪放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的“精卫衔微木”等。陶诗还善于将兴寄和自然美融为一体。他笔下的景物既是有象征意义的意中之景，又是生活中的实有之景。如《拟古》其七“日暮天无云”中所写“云间月”、“叶中华”，便既是月夜春景，又是对人生最美好酣畅的短暂时光的比喻。陶渊明笔下的景物往往被人格化，如青松、芳菊、归鸟、孤云，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物，也是诗人高洁性格的象征。[11]

风格

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而这田园生活也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其中的优秀作品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其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思想。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陶渊明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抒情、写景、议论紧密结合，情景交融，从中反映了作者的个性，他的清高自赏和不与世俗同习。

其实，我们想聊陶渊明好久了

地道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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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与苏轼有什么区别？

吴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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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南北朝至唐代

颜延之《陶徵士诔》：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孑然其命。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纠缠斡流，冥漠报施。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天盖高，胡愆斯义？履信曷凭？思顺何置？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傃幽告终，怀和长毕。[15]

陶渊明像

沈约《宋书·隐逸传》：潜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着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萧统《陶渊明传》：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

《陶渊明集序》：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钟嵘《诗品》：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颜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阳休之《陶集序录》：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

王通《文中子中说·立命篇》：或问陶元亮，子曰：“放人也。《归去来》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也。”

《晋书·隐逸传》：厚秩招累，修名顺欲。确乎群士，超然绝俗。养粹岩阿，销声林曲。激贪止竞，永垂高躅。

孟浩然《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赏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王维 《偶然作》：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中心窃自思，傥有人送否。白衣携壶觞，果来遗老叟。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奋衣野田中，今日嗟无负。兀傲迷东西，蓑笠不能守。倾倒强行行，酣歌归五柳。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

《与魏居士书》：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曰“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惭也……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受其后之累也。

李白《九日登山》：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为无杯中物，遂偶本州牧。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

韩愈《送王秀才序》：吾少时读《醉乡记》，私怪隐居者，无所累于世，而犹有是言，岂诚旨于味邪？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

白居易《访陶公旧宅》：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容利，老死此丘园。[16]

宋代

林逋《省心录》：陶渊明无功德以及人，而名节与功臣、义士等，何耶？盖颜子以退为进，宁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欤。

欧阳修：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苏轼：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

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黄庭坚《宿旧彭泽怀陶令》：潜鱼愿深渺，渊明无由逃。彭泽当此时，沉冥一世豪。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凄其望诸葛，肮脏犹汉相。时无益州牧，指挥用诸将。平生本朝心，岁月阅江浪。空余时语工，落笔九天上。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属予刚制酒，无用酌杯盎。欲招千载魂，斯文或宜当。

陈师道《后山诗话》：陶渊明之诗，切于事情，但不文耳。……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右丞、苏州，皆学于陶，正得其自在。

王安石（陈正敏《遯斋闲览》载）：（王安石）言其（渊明）诗有奇绝不可及之语，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由诗人以来无此句也。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

杨时《龟山先生语录》：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着力之所能成。

晁说之《晁氏客语》：渊明如：“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穷节”，不与物竞，不强所不能，自然守节。

蔡启《蔡宽夫诗话》：观其（渊明）《贫士》、《责子》与其他所作，当忧则忧，遇喜则喜，忽然忧乐两忘，则随所遇而皆适，未尝有择于其间，所谓超世遗物者，要当如是而后可也。

曾纮（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载）：余尝评陶公诗语造平淡而寓意深远，外若枯槁，中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也。

蔡绦《西清诗话》：渊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诗家视渊明，犹孔门之视伯夷也。

陶渊明像

许顗《彦周诗话》：陶彭泽诗，颜、谢、潘、陆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附之于诗，无一点愧词，所以能尔。

杨万里《西溪先生和陶诗序》：渊明之诗，春之兰，秋之菊，松上之风，涧下之水也。

《诚斋诗话》：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

朱熹《朱子语类》：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却简古。……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

敖器之：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17]

辛弃疾《鹧鸪天》：晚岁躬耕不怨贫，只鸡斗酒聚比邻。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陶渊明天资既高，趣诣又远，故其诗散而庄，澹而腴，断不容作邯郸步也。

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有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渊明之智及此，是岂玄虚之士所可望耶？虽其遗宠辱，一得丧，其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或者徒知义熙以后不着年号，为耻事二姓之验，而不知其眷眷王室，盖有乃祖长沙公之心，独以力不得为，故肥遯以自绝，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顾读者弗之察耳。渊明之志若是，又岂毁彝伦、外名教者可同日语乎！

严羽《沧浪诗话》：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

刘克庄《后村诗话》：陶公如天地间之有醴泉庆云，是惟无出，出则为祥瑞，且饶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水龙吟》：平生酷爱渊明，偶然一出归来早。题诗信意，也书甲子，也书年号。陶侃孙儿，孟嘉甥子，疑狂疑傲。与柴桑樵牧，斜川鱼鸟，同盟后、归于好。除了登临吟啸。事如天、莫相咨报。田园闲静，市朝翻覆，回头堪笑。节序催人，东篱把菊，西风吹帽。做先生处士，一生一世，不论资考。

汤汉《陶靖节诗集注自序》：陶公诗精深高妙，测之愈远，不可漫观也。不事异代之节，与子房五世相韩之义同。

黄震《张史院诗跋》：陶渊明无志于世，其寄于世也，悠然而澹。

陈模《怀古录》：陶渊明穷而至于乞食，其视乐天富贵声色之乐，岂可同年而语？然渊明陶然自得，未尝数数留意于外物，盖真实有得于心者，与徒事虚言者不同。

文天祥《海上》：王济非痴叔，陶潜岂醉人。得官须报国，可隐即逃秦。[18]

金元

赵秉文《东篱采菊图》：渊明初亦仕，迹留心已远。雅志怀林渊，高情邈云汉。妖狐同昼昏，独鹤警夜半。平生忠义心，回作松菊伴。东篱把一枝，意岂在酒盏。不见白衣来，目送南山雁。淡然忘言说，聊付一笑粲。

元好问《论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刘因《归去来图》：渊明豪气昔未除，翱翔八表凌天衢。归来荒径手自锄，草中恐生刘寄奴。中年欲与夷皓俱，晚节乐地归唐虞。平生磊磊一物无，《停云》怀人早所图。有酒今与庞通沽，眼中之人不可呼，哀歌抚卷声呜呜。

吴澄《詹若麟渊明集补序》：予尝谓楚之屈大夫，韩之张司徒，汉之诸葛丞相，晋之陶征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时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义而已。……陶子之诗，悟者尤鲜。其泊然冲淡而甘无为者，安命分也；其慨然感发而欲有为者，表志愿也。呜呼！陶子无昭烈之可辅以图存，无高皇之可倚以复仇，无可以伸其志愿，而寓于诗，使后之观者，又昧昧焉，岂不重可悲也哉！屈子不忍见楚之亡而先死，陶子不幸见晋之亡而后死，死之先后异尔，异地则皆然，其亦重可哀已夫！

赵梦頫《题归去来图》：生世各有时，出处非偶然。渊明赋归来，佳处未易言。后人多慕之，效颦惑蚩妍。终然不能去，俛仰尘埃间。斯人真有道，名与日月悬。青松卓然操，黄华霜中鲜。弃官亦易耳，忍穷北窗眠。抚琴三叹息，世久无此贤。

《五柳先生传论》：志功名者，荣禄不足以动其心；重道义者，功名不足以易其虑。何则？纡青怀金，与荷锄畎亩者殊途；抗志青云，与徼幸一时者异趣；此伯夷所以饿于首阳，仲连所以欲蹈东海者也。矧名教之乐，加乎轩冕，违己之痛，甚于冻馁，此重彼轻，有由然矣。仲尼有言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嗟乎，如先生近之矣！

虞集《跋子昂所画渊明像》：田园归来，凉风吹衣。窈窕崎岖，遐踪远微。帝乡莫期，乘化以归。哲人之思，千载不违。[19]

明代

宋濂《题张泐和陶诗》：陶靖节诗，如展禽仕鲁，三仕三止，处之冲然，出言制行，不求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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