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学·郑樵与《通志》(关于暗杀的诗句六个字)



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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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 焉。

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图谱略·原学》

勿庸置疑，对某些问题，图谱的确有直观的效应，如器物形状、地理方位、宫室布局等，较之文字，图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器物的形状、文字很难曲尽其妙，在这方面便非图莫属了。但图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识、人所共用的，而画图则需要一定的技艺，因而较为难传。郑樵似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力诋刘、班，这当是他立《图谱略》的原因之一。

(2)从时代背景上说，郑樵的一生，主要处于靖康之变以后、高宗中兴的时期。由于宋金战事的需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指出：“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事实上，自从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以来，宋便十分注重辽、金的地理形势。如北宋神宗熙宁间，沈括使辽，他便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成《熙宁使契丹图抄》，上之朝廷。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顾名思义，其书原必有图，可惜图于今不传，而记述由宋至金的驿站里程文字，却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之中。在《图谱略》中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等等，不用说，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实用价值。这应是郑樵立《图谱略》的又一个原因。

(3)从个人情怀上说，郑樵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一个一心想报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而北，这时，郑樵与他的堂兄郑厚给在朝显宦宇文虚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慷慨陈辞说：

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 得知己而死，死无悔! 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尘，苍生鼎沸，典午兴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以求其所也。(《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为功名、大义的献身精神。可惜的是，郑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宋作为失败者，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归属了金朝，连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临安，成了宋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乔木之思，《东京梦华录》等著述，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过，文字毕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来得更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图谱略》首先著录的恰是这些宋宫阙图之类，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应该是郑樵为什么要立《图谱略》原因之一。

从实际情况看，图和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特别是图的直观作用，是文字很难取代的，因此，郑樵重视图的著录和流传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谱，则是文字表述的一种体裁，谱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达与图表的直观结合了起来，对叙世系，年谱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注重门第，因而谱学兴盛。但“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这是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说的话，说明谱学在北宋时已经衰微。但自吕大防于元丰间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又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再度兴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也是采用的谱表形式，以后刘恕的《疑年》、《略年》相继而出，都说明北宋后期谱表这种形式又开始在学术界勃兴，郑樵重视图谱，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金石学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门科学。近代大师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 (恕)、欧阳永叔(修)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是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种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说：

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同上)

这里，郑樵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首先，方册在流传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而金石则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没有或少有方册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册是古人的“语言”，只闻声，不见其形，而金石文献则大都是古人原作，时代风貌具存。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这正是金石文献的独家特点。

由于金石文献大部分同时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艺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艺文略》不能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换言之，《艺术略》只著录“书”，而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但是，金石文献又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果说在宋以前，人们对这些文献的价值认识还有不足的话，那么宋人已完全认识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大规模地临摹、著录、评论、考释这些文献，以至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金石学。郑樵《金石略》的创立，敏锐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靖康之变以后，宋金划淮为界，不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为历代皇帝珍视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个人收藏，也因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因此，《金石略》的编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郑樵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单独刊行，很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书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其纪传部分毫无价值，事实上，郑樵对正史史文的任何损益，都可反映出他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这些纪传文字，毕竟主要因袭旧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罢了。退一步说，即便 《通志》纪传部分的史文价值不大，但其体现出来的“会通”思想，也是在史学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的。

关于暗杀的诗句六个字

从兀术战于富平，不利，目中流矢，竟以土塞创，奋起跃马搏杀，卒破宋军。后从兀术南侵河南，率军战郾城、颍昌、顺昌，俱败。战后遭兀术鞭打，欲以五万众内附，未遂。郑真《荥阳外史集》言其降宋，常朝京师，似不可信。

电视剧《精忠岳飞》中韩常在完颜宗翰死后处处被排挤，因对夏金乌不服后被宇文虚中策反，约定韩常带五万兵马与岳家军在小商河会合。结果韩常在收拾行李时被杜充发现，慌乱之中打晕杜充，失手未将其杀死。士兵在掩埋杜充时被夏金乌手下发现，杜充告诉夏金乌韩常谋反。金兀术赶到，择日韩常被处斩，宇文虚中与杜充同归于尽。韩常的死也间接害死了杨再兴。

1.六个字的诗句

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六言诗，是孔融的三首六言诗。

孔融

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

郭李纷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

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

妾薄命二首 曹植

携玉手喜同车，北上云阁飞除。钓台蹇产清虚，池塘观沼可娱。仰泛龙舟绿波，俯擢神草枝柯。想彼宓妃洛河，退咏汉女湘娥。（其一）

日月既逝西藏，更会兰室洞房。华灯步障舒光，皎若日出扶桑，促樽合坐行觞。主人起舞娑盘，能者穴触别端。腾觚飞爵阑干，同量等色齐颜。任意交属所欢，朱颜发外形兰。袖随礼容极情，妙舞仙仙体轻。裳解履遗绝缨，俯仰笑喧无呈。览持佳人玉颜，齐举金爵翠盘。手形罗袖良难，腕若不胜珠环，坐者叹息舒颜。御巾糦粉君傍，中有霍纳都梁，鸡舌五味杂香，进者何人齐姜，恩重爱深难忘。召延亲好宴私，但歌杯来何迟。客赋既醉言归，主人称露未

2.六个字的诗句,是6个字的句子就行,不需要整首诗都是6个字,是名句

楼主所例举的是词和曲，严格意义上讲不是诗，只能算诗歌范畴，六言诗比较少，整理了一下，较有名的有下面几首：

1、

冻笔新诗懒写，

寒炉美酒时温。

醉看墨花月白，

恍疑雪满前村。

——（唐）李白《立冬》

2、

采菱渡头风急，

杖策村西日斜。

杏树坛边渔父，

桃花源里人家。

——（唐）王维《辋川六言》

3、

江南江北愁望，相思相忆空吟。

鸳鸯暖卧沙浦，砠矦闲飞桔林。

烟里歌声隐隐，渡头月色沉沉。

含情咫尺千里，况听家家远砧。

——（唐）鱼玄机《隔汉江寄子安》

4、

把酒留君听琴，谁堪岁暮离心？

霜叶无风自落，秋云不雨空阴。

人愁荒村路细，马怯寒溪水深。

望尽青山独立，更知何处相寻！

——（唐）卢纶《送万臣》

5、

家住金陵县前，嫁得长安少年。回首望乡泪落，不知何处天边。

胡尘几日应尽，汉月何时更圆？为君能歌此曲，不觉心随断弦。

——（北周）庾信《怨歌行》

6、

朝来户前照镜，含笑盈盈自看。眉心浓黛直点，额角轻黄细安。

只疑落花漫去，复道春风不还。少年唯有欢乐，饮酒那得留残。

——（北周）庾信《舞媚娘》

7、

桃红复含宿雨，

柳线更带朝烟。

花落家僮未归，

鸟啼山客犹眠。

——（唐）王维的《田园乐》

关于六言诗：

六言诗是古代汉族诗歌体裁的一种，全诗都是六个字一句，分为六言古诗和六言近体诗，其中六言近体诗较为少见，不及五言七言那样流行。六言诗在《诗经》中已有萌芽，完整而规范的六言诗是在建安时期才出现的短诗，多为四句。到了唐代，六言诗和五言、七言诗歌一样，逐步发展成为格律诗（也就是近体诗），到此视为纯熟，在形式上不再发展，唐代以后六言诗创作有渐趋兴盛之势，到了两宋以后，六言诗成为较为常用诗体，但在数量上还是不及七言诗和五言诗。在之后的时间里六言古诗和六言律诗六言绝句交相辉映，各自展现着不同的魅力。

时间有限，先说这么多吧，希望这些回答能够对楼主有所帮助。

3.形容暗杀的成语

1、暗藏杀机 àn cáng shā jī

解释：隐藏杀人的念头。比喻潜在危险。，隐藏杀人的念头。比喻潜在危险

2、危机四伏 wēi jī sì fú

解释：到处隐藏着危险的祸根。

3、借刀杀人 jiè dāo shā rén

解释：比喻自己不出面，借别人的手去害人。

4、暗流涌动 àn liú yǒng dòng

解释：暗地里已经酝酿、形成了某种比较明确的动向。

5、暗潮汹涌 àn cháo xiōng yǒng

解释：暗潮：比喻暗中发展，还没有表面化的事态。总体意思是：暗中发展的事态十分严重和迅猛。

6、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xiàng zhuāng wǔ jiàn,yì zài pèi gōng

解释：项庄席间舞剑，企图刺杀刘邦。比喻说话和行动的真实意图别有所指。

7、项庄舞剑 xiàng zhuāng wǔ jiàn

解释： 比喻说话和行动的真实意图别有所指。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8、暗箭伤人 àn jiàn shāng rén

解释：放冷箭伤害人。 比喻暗地里用某种手段伤害人。

9、暗箭难防 àn jiàn nán fáng

解释：冷箭最难防范。比喻阴谋诡计难以预防。

10、含沙射影 hán shā shè yǐng

解释：传说一种叫蜮的动物，在水中含沙喷射人的影子，使人生病。比喻暗中攻击或陷害人。

4.求六个字的古诗

水无心而宛转，山有色而环围。

穷深幽而不尽，坐石上以忘归。（王安石《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 桃红复含夜雨，柳绿更带春烟。

花落家僮未归，莺啼山客犹眠。（王维《田园乐》） 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王安石《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其一） 水冷冷而北去，山靡靡以旁围.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王安石《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其二） 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

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苏轼《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其一） 但有樽中若下， 何须墓上征西.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 。

（苏轼《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其二） 行尽风林雪径，依然水馆山村. 却是春风有脚，今朝先到柴门。（朱熹《立春》） 月在荔枝梢上，人行茉莉花闲. 但觉胸吞碧海，不知身落南蛮.（杨万里《宴客夜归》） 留春一日不可， 种树十年未成.衔得梧桐一片， 中含无限秋风.（刘辰翁《春归》） 北国山边波浪，东都城里风情.世事不同心事， 新人何拟故人.（刘禹锡《答乐天临都驿见赠》） 京口情人别久， 杨州估客来疏。

潮至浔阳回去，相思无处通书。（张继《寄皇甫冉》） 江上年年春早， 津头日日人行. 借问山阴远近， 犹闻薄暮钟声.（皇甫冉《小江怀灵一上人》） 水流绝涧终日， 草长春深暮云. 犬吠鸡鸣何处？ 条桑种杏何人？.（皇甫冉《送郑二之第山》） 蝴蝶双飞得意，偶然毕命网罗. 群蚁争收坠翼，策动归去南柯.（黄庭坚《蚁蝶图》）。

5.六个字的情诗句的诗大全

1，你如星我如月

2，你若只如初见

3，情似水爱如花

4，以你心换我心，始知相忆深。

5，用我情换你情，终明相思意

一

二月春风燕子

溪山绿树红花

遥看桃林深处

依稀似有人家

二

天外星沉月落

篱前风动花飞

倾樽欲待来客

久坐不掩柴扉

三

凭栏疑在天上

布席宛如镜中

明月照来花笑

美人归去云封

四

一夜风吹帘动

平明细雨纷纷

才眠柳馆花榭

又向青山白云

五

红楼夜夜歌声

几个花间独行

常忆山中日月

当年月淡风清

六

长夜风轻露重

佳人滴泪无痕

担心明月窥见

庭院深深闭门

七

沿堤柳润若酥

映水楼台画图

何处风光如此

淡烟细雨西湖

八

烟云暮暮朝朝

感慨从来未消

事业都成千古

江楼唯见波涛

九

临风独舞翩跹

看我逍遥欲仙

闲度春朝秋夜

无花无酒犹眠

待 雪

常思塞雪纷飞，莞邑冰姿总违。

偏是晴来渐暧，枝头嫩蕊依稀。

蝴 蝶 论剑峰61期之一

卿是翩翩舞者，不甘浪掷春晖。

只因来往花径，空惹人言是非。

午后清茶 论剑峰61期之二

秋阳斜照深院，高树寒蝉抚琴。

闲坐含香咀翠，静看碗里浮沉。

奉命以六言题&lt；枯木逢春图>

虽是身姿渐老，不须顾影相怜。

君看蕙风来处，一枝生意盎然。

6.六个字的伤感诗句有哪些

1、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刘克庄《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

2、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刘克庄《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

3、满腹诗书漫古今，频年流落易伤心。——宇文虚中《在金日作·选二》

4、争教清泪不成冰？好处便轻别。——纳兰性德《好事近·帘外五更风》

5、秋风夜雨伤离索。——孙道绚《忆秦娥·季温老友归樵阳人来闲书因以为寄》

6、送客自伤身易老，不知何处待先生。——刘沧《赠道者》

7、谁怜散髻吹笙，天涯芳草关情。——纳兰性德《清平乐·孤花片叶》

8、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朱敦儒《采桑子·彭浪矶》

9、罗袂从风轻举，愁杀采莲女！——毛文锡《应天长·平江波暖鸳鸯语》

10、去年燕子天涯，今年燕子谁家？——张炎《清平乐·采芳人杳》



《通志》的写作背景是怎样的？

由于北方金兵在攻破北宋京都时抢走了宋朝廷的三馆四库图书，所以郑樵决心以布衣学者的身份，在夹漈山为南宋朝廷着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书的大《史通》。这时，郑樵还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

由于当时朝廷不允许私人修史，所以郑樵着《通志》有很大的困难：第一个是如果得不到朝廷的同意，他就不能私自修史，否则就要受到官方的打击。第二是如果没有得到朝廷提供的充足参考史料和充足的纸张笔墨，这部书就很难写成。第三是如果没有得到比当年司马迁更为渊博的学问，这部史学巨着就难以写好。为了得到着《通志》所需学问，郑樵再次背起包袱，独自一个人前往东南各地求借书读。

郑樵的渊博学问和远大抱负得到抗金派宰相赵鼎、张浚等人的重视。就在这时，由于宋高宗重用投降派首领秦桧为宰相，所以赵鼎等人很快被秦桧排斥出朝廷，并严加迫害。而秦桧在长达16年的时间中，不但不支持郑樵着《通志》，反而接连三次下禁令严禁私人修史和着述，违者以“擅修国史”罪论处。在这种残酷的政治环境中，郑樵所遭受的危险，可想而知。

年已44岁的郑樵遭受了一个又一个厄运，先是他的胞弟郑槱不幸早亡，继之他的幼子郑惕和妻子陈氏相继死去。就在郑樵沉浸在巨大的精神打击时，1148年，秦桧又下了一道严禁私人修史和着述的禁令。

这道禁令终于激怒了郑樵，于是他在这一年的冬天，毅然又背起着成的140卷新书，徒步走到南宋京都杭州，他要直接把新书献给皇帝，请求皇帝准许他继续着述。

然而，由于秦桧的阻挠，尽管郑樵在杭州苦苦等待了一年时间，依然见不到皇帝，也得不到朝廷准许他续着的公文。

郑樵见自己着《通志》的路已被朝廷当权者堵死，悲愤不已，但也无可奈何。为了能把自己平生研究的学问传给后人，郑樵在回归山林之日起，就把书房搬迁到远离人烟的夹漈山主峰侧的高山虚谷中，并在夹漈草堂开始着述远避宋朝国史300年的史学巨着《通志》。他要把自己心中的全部愤懑，倾注于《通志》之中。

经过数年的艰苦劳动，郑樵终于在54岁那年，初步写出了这部长达200卷、600多万字的史学巨着《通志》初稿。就在他为无钱买文房四宝抄正《通志》成书而发愁时，所幸有抗金派官员王纶、贺允中、汪应辰等人举荐，郑樵才得以入京受到宋高宗的召对。

在召对时，郑樵见皇帝也很欣赏自己的学术，就当场提出要求皇帝允许他归山着述《通志》，以便早日把《通志》献给朝廷。但宋高宗不能体会郑樵的一番苦心，硬是把他留在朝廷担任一个管理文书档案的小官。

由于郑樵的学术批判和科学精神，得罪了朝中的许多学士大夫，因此他们不愿意看到山林穷儒出身的郑樵也在朝中为官，于是当即有御史叶义问出面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郑樵。昏庸的宋高宗不分青红皂白，竟批准了叶义问的弹劾，让郑樵以监潭州南岳庙的祠官回夹漈山抄正《通志》。

郑樵对自己无辜受罪是痛恨于心的。但为了《通志》，强忍奇辱，毅然凭借一人之力，在高山虚谷中发愤着述。到了1161年，58岁的郑樵终于完成了这部划时代的史学巨着《通志》。

《通志》是谁的作品

《通志》是南宋郑樵着的纪传体中国通史，其《总序》的译文及其原文如下：

译文

每条河川奔流的途径虽然不同，最后一定汇集于大海，因此天下没有洪水的灾祸；各国来往的道路虽不一样，最后一定通到中国，因此天下没有阻隔的忧虑：可见会合变通的意义非常重要。自从有文字以后，着书的人虽然很多，却只有孔子以其天赐的圣明，统括《诗》《书》《礼》《乐》等书而集于一手，然后合同天下的文章；贯通二帝三王之道而成一家之言，所以能够包括古往今来的变化。使得儒家之道光明远大，百代以前、百代以后，都无人能够赶上。孔子死后，诸子百家兴起，纷纷仿效《论语》，以空泛的言论着书（《论语》是孔门弟子汇集孔子的话所成的书），以至于各朝代的实在事迹，反而没有人记载。到了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才出现司马谈、司马迁父子。

司马迁的祖先代代掌管公家书籍，精于创作，所以能够上考孔子的志意，会合《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贯串黄帝、唐尧、虞舜，到秦朝、汉朝，成为一部书。分成五种体裁：用“本纪”来纪录年代，用“世家”来记载世代，用“表”来校正历法，用“书”来汇聚事务，用“传”来表明人物，让百代以后，史官无法改变他创立的体制，学者不能舍弃他撰写的书。六经以后，可以相比的，只有这部着作。所以司马迁说：“周公以后五百年才有孔子，孔子以后五百年才有这部书。”足证他的自视很高。但是伟大的着作，一定非常渊博典雅，而且必须看遍天下的书籍，才没有遗漏的叹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刚刚解除藏书的禁令，献书的风气并不流行，绵延三千年的史事，拘限在七八种史书里。我为司马迁感到可惜的，是不够渊博。凡是着述的人，虽然采取前人的着作，却务必形成自己的言论。左丘明是楚国人，见闻广博，但他所撰的书，全用楚国的语词；公羊高是齐国人，见闻广博，但他所撰的书，都用齐国的语言。如今司马迁的书，全用旧有的文字，夹杂俚俗的话，实在是因为采录不够完备，来不及更改，所以他说：“我不敢毁损先人的话，只是叙述故事，整理传闻，并不是真正的着作。”刘知几也认讽他“大量采用过去的记载，不时穿插杂乱的言语”。我为司马迁感到可惜的，是不够典雅。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原本都是相同类型的史书。《乘》《梼杌》后继无人，所以书未流行于后世。《春秋》先有孔子的振兴，后有左丘明的推介，所以能与日月共存于世。否则一点点的事迹，怎么能够通行于世上呢？自从《春秋》以后，只有《史记》长于创作体制；不幸班固不是适当的人选，以致丧失了会合变通的宗旨，使得司马迁创设的体制，从此没落了。

班固是个虚浮不实的人，没有一点学术，只知道抄袭他人的着作。汉章帝询问他有关制礼作乐的事，班固答说京城里的学者一定知道。假如所有的臣子都是这样，那么还要什么顾问呢？等到学者分别陈述自己的意见后，班固便献上叔孙通所着的十二篇《汉仪》，以敷衍章帝的询问。如果所有的大臣都是这样，那么还要什么奏议呢？章帝知道班固粗浅鄙陋，所以对窦宪说：“你喜欢班固而忽视崔驷，就像叶公子高喜好似龙而非龙的情形一样。”班固在当时，已有固定的评价；像这样的人材，会有什么好着作呢？《史记》这部书的贡献在十个表，如同穿衣服必以冠帽戴在头上，树木河水都有根源；班固不懂得横行的写法，将古往今来的人物，勉强的加以分别等级。而且认为汉朝继承帝尧的运数，自然应该直接继承帝尧，所以批评司马迁的《史记》把汉朝和秦朝、项羽夹杂在一起，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由于他只取汉代着书，所以使得周朝、秦朝无法相承，古代和现代有所隔阂。从汉高祖到武帝，一共六代，在此以前，全部窃用司马迁的《史记》，而不感觉惭愧；从昭帝到平帝，一共六代，依据贾逵、刘歆的着作，又不以为羞耻。何况又靠班昭替他完成未尽的篇章，那么班固自己撰写的部分，真是非常少了。多半出于班固心意的，只有《古今人表》，这是别人没有的错误。后代众人撰修史书，如同在路边建筑房屋；掠取别人的文章，就好像掩耳盗钟：都是由班固开头的。班固的事业只有这样，后代的史家仿效班固都来不及，哪有余力来探讨他的好坏。司马迁和班固相比，好像龙与猪相比，有很显明的差别，无奈后世史家舍弃司马迁而仿效班固，刘知几辈的人又尊崇班固而贬抑司马迁。而且最会学习司马迁的，要算班彪。班彪接续《史记》，撰写从武帝到东汉的史书；他想让后人接续他，犹如他接续司马迁一般；不但没有多余的文字，又不让时代断绝；世世代代相继，好像出自一人：他真是善于继承司马迁的志业。他的书今日已无法看到，能够看到的，只有元帝、成帝的赞语而已。都在本纪以外，另外记载一些听闻，可算是非常了解司马迁了。凡是《左传》所有的“君子曰”部分，都是说解经书的新意义；《史记》所有的“太史公曰”部分，都是正文以外的事迹——不是为了褒美贬斥；偶尔有贬的词语，则是褚少孙一流的人掺杂进去的。而且本纪、列传里面，已经记载善恶的事迹，足以作为警戒，为何还要在本纪、列传的后头，加上褒美贬斥的话呢？这是生员参加考试所写的文章，怎么能够用来着书呢？大概不是司马迁、班彪原来的主意。何况称为“赞”，哪有贬责的词语。后代的史家，有的称为“论”，有的称为“序”，有的称为“诠”，有的称为“评”，都是仿效班固，这是我不得不激烈辩论班固的缘故。司马谈撰有史书，而司马迁能够完成父亲的志业；班彪有修史的志愿，而班固不能通晓父亲的着作。班固是班彪的儿子，不但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又不能传承父亲的志业和教导自己的儿子，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使他的着作被天下的人效法。像范哗、陈寿一流的人物，承继在后，都是轻狂随便，没有德行，而招致罪罚的人，怎么能够撰着令人相信的史书呢？

孔子说：“商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增减的情形可以获知；周朝沿袭商朝的礼仪制度，增减的情形也可以获知。”这是说明礼仪制度的相互沿袭。自从班固专记一代的史事，不再有相互沿袭的意义；虽然有孔子的圣明，也无法获知各代礼仪制度增减的情形。会合变通的道理，从此丧失了。说到相同的部分，则一个本纪接着一个本纪，一位帝王竟有好几个本纪；一个列传接着一个列传，同一个人竟有好几个本传。天文的现象，自古以来都不曾改变，然而各代都有天文志：《洪范五行传》是一家的着作，然而各代都有五行传。像这一类的繁复撰述，怎能令人忍受呢？说到不同的部分，则不把前代帝王放在后代帝王的前面，后代的事迹不能接续前代的事迹；郡县区域自行划分，而不明白变迁改革的源流；礼乐制度随便更改，造成不同习俗的政教。像这一类的断续记载，怎能令人忍受？曹魏称吴、蜀为“贼寇”，北朝称东晋为“僭逆”；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南朝为“岛夷”。《北齐书》称梁朝的军队为“义军”，图谋别人的国土，可以称为仁义吗？《隋书》称唐朝的军队为“义兵”，讨伐他国的君王，可以称为仁义吗？房玄龄监修史书，所以他的父亲房彦谦在《隋书》里，记有良好的声誉；虞世南参与算修史书，所以他的父亲虞荔、叔父虞寄在《陈书》里，有很好的传记。更严重的，像夏的狗会向帝尧犬叫的情形，完全是臣子为了帮助自己的主人而有的举动。《晋书》党同晋朝而不承认北魏，凡是忠心于北魏的，都视同叛乱的臣子，使得王泼、诸葛诞、舟丘俭等人，死后遭受冤屈；《北齐书》党同北齐而不承认刘宋，凡是忠心于刘宋的，都视同逆的党人，使得袁桑、刘秉、沈攸之等人，死后含。唉！青天白日在上，怎能如此胡作乱为呢？像这一类的事情，各个朝代都有。伤害风俗，败坏正义，没有比这个还大的哆！司马迁的笔法已经丧失，班固的病日渐加深，从东汉到东晋，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这种错误，只有梁武帝为这些情况感到叹息，于是命令吴均撰述《通史》，上起汉武帝太初年间，下止于北齐，书还没有完成而吴均已经去世了。隋朝的杨素又奏请命令陆从典算史，接续《史记》，一直到隋朝，书还没有完成而陆从典便被墨官。难道是上天齐斋而不肯传授文章吗？还是责备史家而不肯保护他们呢？自从唐朝以后，又没有人发觉这种错误，凡是负责撰史的人，都效法《春秋》，专门从事扬贬责。《春秋》用简短的文辞表现大义，如果没有注解，则善恶事迹难以明了；史书用详细的文字包括事迹，善恶的情形已经显明，不需囊美训刺。阅读萧何，曹参所行的事迹，难道不晓得他们的忠诚贤良吗？看了王葬、董卓所有的作为，难道不晓得他们的区残逆吗？史书是国家的重要典籍，而负责的人不懂得留心典章制度，只知道以语言黔夸；就好像家中的主妇，不料理日常的伙食，只知搬弄是非，怎么能够兴盛家庭呢？这是我深深感到耻唇的。

江淹曾说：“募修史书的困难，没有比得上志的。”实在是因为志关系着典章制度，不是熟悉过去的事例，无法完成，不像本纪和列传：本纪用年代包括事迹，列传用事迹连系人物，任何读书的人都能够完成它。因此志的撰作最困难，其次困难的，没有比得上表。所以范晔、陈寿等人，能够撰写本纪、列传，却不敢制作表、志。志的起源，始见于《尔雅》，司马迁称为“书”，班固称为“志”，蔡爸称为“意”，华桥称为“典”，张勃称为“录”，何法盛称为“说”。其他的史书都秉承班固，称为“志”，全都载记不实的言语，忽略实际的事情，无法尽括《尔雅》的原义。我现在总括天下的重要学术，而条记大纲和细目，称为“略”。一共有二十略，历代的典章制度、学者的擅长事务，全部聚集在这里了。其中的五略，汉朝、唐朝的学者已经听过；其中的十五略，汉朝、唐朝的学者不曾听过。……

一共十五略，都是出自我的思虑，与汉朝、唐朝的学者没有干涉。“礼略”叙述吉、凶、军、宾、嘉五礼，“职官略”表明百官的次序，“选举略”说明选拔人才的方法，“刑法略”记载刑罚的方式，“食货略”记载财物货币的沿革始末。这五略虽然根据先人的典籍，却并非采自众史书。

古代记载事情的历史称为“志”。《尚书大传》说：“天子发问而无法对答，要责备前疑（顾问）；有需要记载的事务而没有记载，要责备后丞（顾问）。”所以宋国、郑国的史书都称为“志”。司马迁将志更改为记。现在也称为“志”，就是根据旧说。桓谭说：“司马迁《三代世系表》的横行文字，都是仿效《周谱》。”古时另外记载年代而缀系史事的书，称为“谱”。司马迁改称为表。现在又将表称为谱，完全是遵从旧法。然而西周经过幽王的变乱，记载的史书失传了，所以《春秋》编排年代时，便自东周开始。自从皇甫溢撰写《帝王世纪》和《年历》，才上推到三皇；谁周、陶弘景等人都有与他相同的着作。后学的人感到怀疑，才以司马迁编录的年代为标准，因而将年代始自于共和。然而共和的名称已不能令人相信，何况它的年代呢？孔子编幂《尚书》，从唐尧、虞舜开始，而《春秋》记载年代则始自鲁隐公，因为西周的年代已无法考证了。现在编的谱表，由于《春秋》以前只知有世代，所以称为“世谱”；《春秋》以后已可获知年代，所以称为“年谱”。司马迁用六甲纪年，后人用六十甲来纪年，也有人不用六十甲而用岁阳、岁阴的名称来纪年。现在所作的谱，就是用司马迁的方法，不但简单，而且明白，周而复始，一点也没有阻碍。礼书上说：“写文章时，不用避违。”这是说私人的名违不必在公众的事务上避违；如果是君王的名讳，则不论什么场合，都要避免。从汉朝到唐朝，史官撰史时都避讳，只有《新唐书》没有避违。我现在算修的书，依照从前史书的例子；偶尔有不能避违的，例如溢号一类，如果改变原来的字，便无法明了它的意思，所以也依照唐朝的方法。（汉景帝的名字叫做启，改启字为开字；汉安帝的名字叫做庆，改庆字为贺字；唐太祖的名字叫做虎，改虎字为武字；唐高祖的名字叫做渊，改渊字为水字。又如章怀太子李贤注释《后汉书》，遇到“灌龙渊”的词句，就不能避违；杜佑撰作《通典》，遇到“虎贵”的词句，就不能避讳。）

学术造脂的高深，本于用心的勤奋，如同常人下海，每下去一次，就能更为深入。我所写的二十略，都是我自己的心得，没有采用前代史书的内容。本纪和列传，编排年代，记载事情的真相，原本就有前人的法度，不会因为聪明而有所增多，也不会因为愚笨而有所减少，所以在本纪和列传部分，便根据旧史的记载，加以增减。至于本纪里有天子的制造，列传里有大臣的奏疏，如果见于正文，则据实载录；如果见于他处，则别置于类例里，《新唐书》、《新五代史》都是本朝（宋）大臣修撰的，卑微的我不敢有所议论，所以本纪、列传部分止于隋朝。至于礼乐制度、刑法政治，必须保存沿革的情形，所以延长到唐朝。

啊！酒浆的渣滓，当然味道淡薄；学术的末流，自然知识肤浅；九种学派立说陈教，到后来都出现弊病。但是其他学派的病，还稍有旧法存在；只有儒家一家，距离本源太远。这是什么原因呢？班固曾说：“自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订下学生的名额，设置科目，拔取人才，并用官位和奉禄作为鼓励。“一直到汉平帝元始年间，约有一百多年。传授学业的人渐渐增加，说解经义日益繁多。一部经书可以说到一百多万字，有名的学者多到一千多人，大概是为了爵禄和利益的缘故吧。”仅仅一百年间，竟然败坏到这种地步；一千年后，会有怎样的病呢？何况追求爵禄和利益的途径，必须经由科目考试，科考的拔罐，必须透过策论的文章。三百篇的《诗经》，都是先民的吟唱，自从设置《诗经》博士以后，不再听说学者有一篇诗作：六十四卦的《易经》，包括了卦象和卦数，自从设置《易经》博十以后，没有看到学者有一卦的创作。仓额创造文字，完全根据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原则；汉代设立小学，凡是教授文字的人，竟不懂得造字的原理。伶伦制定乐律，全部根据宫、商、角、征、羽、变宫、变征七种音阶；六朝设置声韵学，凡是乐师，都不明了音乐的旨趣。经书已经随便，史书更是乖渗，这么分析离散，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归返到本源？治道的盛衰见于时世，时世的穷达见于命运，儒学的病，今日已达到极点了。寒冷到了极点的时候，炎热就会来；运气坏到极点的时候，好运就会来，这是自然所有的道理。我衰弱的体质，已经是余日无多了；卑贱的心意，只是期盼太平盛世的到来。恭敬的叙述。

原文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岛无浸*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因超出最大字数允许值，故略）

郑樵编着《通志》

郑樵编着《通志》

郑樵是南宋初年的着名史学家。他所撰述的《通志》，是继司马迁之后纪传体通史的续作，对封建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郑樵出身于世代仕宦家庭，自幼资质和常人不同，而且勤奋好学，记忆力强。自少年时代起就立下志向，“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表现出宏大气识和志量。

他对宦途并不热心，父亲亡故后，便和弟弟到城北郊的夹漈山，因陋就简，修筑三间草堂，一起切磋学问，过着怡然自得的山林生活。常常是“寒月一窗，残灯一席”。

他白天整理简册，晚来观察星象，爱惜每一寸光阴，不敢虚度岁月。他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读书，随着知识的积累，他发现前人的着述有许多错舛和疏漏。

尤其重要的是，他对唐代儒学大师的烦琐注经办法和宋儒的主观臆断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唐儒烦琐失义，宋儒只尚空谈，他要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写出一部有益于后世贯通古今的通史。由于家道败落，生活越来越困窘，但是，无论是风晨雪夜，还是厨无烟火，他都记诵不休，执笔不绝。为了实现理想，他奋斗了30年左右，历尽艰辛，以顽强的毅力，有计划地坚持实践。这期间，有人三次举荐他为“孝廉”，两次推举他为“遗逸”，他都不动心。

他把整个身心全投入到着述中。就是这样，他终于着成了长达二百卷的《通志》。《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以后又一部贯通古今的纪传体通史。在体例上，除纪、传和以前纪传体史书相同外，“谱”即相当于各史的“表”，“略”相当于各史的“志”，“世家”仿《史记》，“载记”仿《晋书》，文字大多袭用旧史。

其中的“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向为史家看重。这二十略包括：氏族、六族、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和昆虫草木，以此把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分门别类地加以记载，逐一阐述其源流演变，且提出了一些新见解。真可谓“网罗宏富，体大思情”。若是没有广博的知识和独到的学识，何以至此？

郑樵为了广泛地占有材料，四处求访藏书，遇到有藏书的人家，便留下来仔细阅读，直到读完才离去。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寻访，获得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进一步研究和着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尽览典籍，却不迷信前人成说，他研究《书经》是从校对今古文《尚书》入手；研究《诗经》，则认真辨别鲁、齐、韩三家诗的差别；研究《春秋》也是从三家所传的异同入手，从文字歧异发现问题，经过考订，择善而从。

他还主张写“通史”，因为只有通古今变化，才能资鉴现今。郑樵除了关注书本外，还注重实地考察。他在夹漈山研读时，便时常“与田夫野老往来，同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性情。”正是他有如此严谨的治学方法，正因他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强毅力，才造就了他的博大学识，在历史学和文献学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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