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学术研究(《诗经研究史概要》摘记（5）)



诗经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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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经学”的发展，从春秋彰始，有三个重要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代考据。

一、先秦时期。

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苟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

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

不过，这四个学术中心区域在汉初的《诗》学传授，绝不只限于齐、韩、鲁、毛四家《诗》的四位始祖。《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这只是说申、辕、韩数人是在鲁、齐、燕等涌现出的大师级人物而已。其《诗》学也只是形成了区域性特点，并没有明确的派系之分。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之后，才使《诗》学的传播由无序进入有序状态。而《诗》学传播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就是《诗》学博士的设立。

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北学基本继承汉代章句之学，南学则承袭魏晋以来以玄解儒的学风。各有所师、各有所本的状况，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歧异，而且也使国家在科举考试中缺乏统一的标准。

唐初，经学依然沿续着南北朝以来的师承关系，“师说多门”的情形显然与唐初统一思想的要求不相适应，统一南北经义和学风，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统一的当务之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

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诠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后期，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四、新汉学时期（清代）。

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

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清古文学、清今文学、宋学的残余，都在近代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冲击下一齐衰亡。

现代

作为《诗》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二十世纪前叶的《诗经》研究具有不同于之前及之后的《诗经》研究的独特之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文化更替、学术转轨，一切都处于新旧杂陈，日渐趋新的状态。早在“五四”以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就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研究《诗经》。

在《诗经》研究领域中，研究主体方面既有传统旧式学者如章太炎、吴闿生、林义光等，又有接受过现代教育，学贯中西，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新式学者，如胡适、闻一多。

在研究成果方面，传统学者在经学思想的支配下，延续着传统的传注笺疏之学，并取得一定成就，以吴闿生的《诗义会通》和林义光的《诗经通解》为代表。虽是经学研究的继续，但其中颇有通达之举，这些举动暗合了现代《诗经》的研究原则，是新旧杂陈研究局面的一种表现。

新式学者以现代研究理念为指导，在新研究模式下取得的学术成果，是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主流，代表了当时《诗经》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胡适是现代《诗经》研究的开山人，顾颉刚的《<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朱自清的《赋比兴说》、朱东润的《诗心论发凡》、闻一多的《歌与诗》等现代学者的著作，以其系统、条理、缜密的特性远胜传统《诗》学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闻一多，他在研究《诗经》的丰富著作中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把民俗学的方法、文学分析的方法和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揭示《诗经》的内容和艺术性，并且创始了《诗经》新训诘学。

民国《诗经》研究处于新旧学术范式交替的特殊时期，决定了其学术思维必然存在绝对、片面的一面。急于推倒传统经学研究模式，打开《诗经》研究的新局面，使这代学人多注目于传统《诗经》研究的种种不足，尤其排斥正统《诗》学观点。这种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但其缺陷与不足也是毫无疑问的。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妨碍研究的客观公正和继续深入。

郭沫若是《诗经》今译的创始者，并且提出一个把《诗经》运用于古代史研究的科学研究体系。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广泛利用《诗》、《书》、《易》及甲骨文、金文等历史文献资料开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对前期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并修正了部分论点，确切地建立了关于西周奴隶社会的学说。两书普遍征引《诗经》作为论证。1952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收辑建国后的研究论文，书中许多文章论及《诗经》，尤其是《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和《简单地谈谈诗经》，对《诗经》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作出全面的评价。

二十世纪对《诗经》的文学研究完全超越了单一的训诂、疏解、感悟和鉴赏的传统研究模式，无论在观念和方法上，还是从深度、广度上都有重大的突破。在掌握文学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现代的文学阐释，注意使实证性、感悟性与理论性相结合，在作品内容与历史环境、形象与认识、形式与内容、感情与思想的统一中展开分析，从而透过作品表面，挖掘其深刻内涵，并从时代思想和文化精神予以观照；在艺术上，注意总结其塑造艺术形象、创造诗歌意境的方法，揭示其艺术创作个性、风格特征和具体的表现手段以及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

从以上筒略的发展轮廓可以看到，两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

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

二、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

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

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侠等研究资料的研究。

在这四个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从孔子到当代，都应该给予科学的总结，批判继承。

《诗经研究史概要》摘记（5）

●国风·周南

○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颓。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螽斯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兔罝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肃肃免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芣苡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采采芣苡，薄言掇之。采采芣苡，薄言捋之。

采采芣苡，薄言袺之。采采芣苡，薄言礻颉之。

○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矣，不可方思。

○汝坟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赪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

○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从汉以来，注释《诗经》的著作，今天能见到的，还有不下千种，其影响较大的，有汉人注，称《毛诗郑笺》；有唐人义疏，称《毛诗正义》；有宋人注，称《诗集传》；最通俗的，有今人的选注本的和今译本。

《毛诗郑笺》

《毛诗郑笺》，《四部备要》本二十卷，《四部丛刊》作《毛诗》二十卷，是汉人的《诗经》注。汉代传《诗》。有齐、鲁、韩、毛四 家，齐、鲁、韩三家说已散失。《毛诗选》是汉毛亨所作《诗训诂传》的简称；亨，鲁人。后汉郑玄作《笺》；玄字康成，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是著名经学家。《毛诗传》以解释《诗》的词汇为主，大抵保存了一些先秦的古义；每篇诗前又各有小序，阐明诗作主题，运用封建的伦理观点，宣扬封建主义，语多附会，不足凭信。《郑笺》以宗毛为主，遇毛义有隐略处，就替它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并兼采三家诗说，加以疏通。在思想内容方面仍然脱不了《毛诗传》所走的道路。

《毛诗正义》

《毛诗正义》，《四部备要》本七十卷，是把《毛诗郑笺》加上唐孔颖达的《正义》和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中的《毛诗释文》三书合编成的。《正义》对《毛诗郑笺》作了详尽的疏讲。《释文》是注释音义。孔颖达，字仲达，唐衡水(今河北衡水县)人。官至国子祭酒，受唐太宗命作《五经正义》。陆德明，名元朗，字德明，唐吴县(今江苏吴县)人。唐高祖时为国子博士，著《经典释文》。这书里包括了汉隋间人对《诗经》的解释，是研究《诗经》的重要参考书。

《诗集传》

《诗集传》，《四部备要》本二十卷，南宋著名思想家和学者朱熹(公元1130-1200年)撰。熹字元晦，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这部书杂采《毛诗》《郑笺》和三家诗说，力图探求《诗经》的本义，对诗的解说，能突破《诗序》旧说，申以已意，不能解决的，则抱存疑态度。有些看法，较《毛诗》《郑笺》中肯，但也有失于主观臆断之处。此处对《诗经》里涉及爱情的作品，都斥为“男女*佚”之诗，它以封建道德观点衡量男女爱情，这就歪曲了作品内容。这部书文字比较浅显平易，解释方式一般有题解，有章句训诂，有对于诗的表现手法的简单评论，还用反切标出读音，这都便于学习参考。

《诗经选》

今人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本。共选九十篇，计《周颂》两篇，《大雅》三篇，《小雅》十六篇，其余都属风诗。各篇都附注释，注文除解释词句外，于必要时串解，最后说明篇义。所选各篇都是较优秀的作品，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各阶层生活的诗。注释中间有可商之处，但不失为便利初学读物。

《国风选译》

今人陈子展编著，古典文学出版社本。本书从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里选择了八十篇，每篇有译文、汇注和解题。每一组风诗的前后，又摘录清人顾栋高的《毛诗类释》。译文力求正确、畅达，而又保存它的原始风味、民歌体格，并和原作上下对照，便于浏览比较。汇注酌取前人成说，特别重视清代学者研究《诗经》的成果，近人新解，也加以博观约取，解释则力求切近诗的本义，对于《诗序》的赞成或反对诸说都作扼要批评。但编著者也有不少借题发挥之处，参考阅读时，必须严加区别。

语文问题--古诗文体

十、清代《诗经》研究概说

1 、清初三大家与《诗经》研究

顾炎武创浙西学派，主张实学，学以致用，注重考据。顾炎武把治经与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考古、校勘、历史、地理以及天文、历算等学科结合起来，目的是以考据为手段释经，探索经书的原始意义和古经所记述的真实情况。他的《音学五书》，奠定了清代音韵学的基础，其中的《诗本音》十卷，是在明末陈第《毛诗古音考》之后，进一步研究《诗经》音韵的名著，完全推翻宋人的“叶韵”说。

黄宗羲在学术史著作、断代哲学史《宋元学案》中，评述了宋人关于《诗经》的争论。他批判宋学的烦琐哲学，说这些人

王夫之对《诗经》的内容和艺术形式都作了大量研究。他曾经遍注群经，《诗经稗疏》四卷，是疏释《诗经》的著作。《诗广传》五卷，是他阅读《诗经》的杂感集。《诗绎》是他专门研究《诗经》的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是诗论，其中也有关于《诗经》艺术的见解。前两本书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后两本是研究《诗经》艺术形式的。以《诗广传》的影响最大。

王夫之是清代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进行艺术研究的第一个人（《诗绎》）。

2 、清初汉学的复兴与《诗经》

康熙钦定的 《诗经传说汇编》 二十四卷，以朱熹《诗集传》为纲，又附录汉、唐的传、笺、序、疏可取的训解，是用皇帝的名义颁行的以宋学为基础的宋学汉学通学的《诗经》著作。

清初研究《诗经》的有阎若璩、毛奇龄，陈启源诸名家。阎若璩、毛奇龄的作用都在于驳斥朱熹的诗说，打破《诗集传》的权威性。

毛奇龄详细地考据证明所谓《子贡诗传》《申培诗说》都是丰坊的托伪。

陈启源著《毛诗稽古篇》，在《诗经》研究史上是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它是以复兴汉学为宗旨而写作的。 《毛诗稽古篇》 表示了在《诗经》研究中，清代汉学与宋学已经完全分开，并且致力于用汉学推翻宋学。

3 、清代古文学的发展

清代古文学或称新汉学，新汉学是长期以对古代典籍的考据为主体的，所以又被称为考据学，或朴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康熙时代是开创时期，汉学与宋学尚未完全分开，由萌芽而逐渐取得压倒地位。

乾隆、嘉庆时代是全盛时期，考证古代典章制度和文字、音韵、名物、训诂的考据学极为发达，在延续一百年的长时期中，治学讲究考证，形成了学术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考据学派。

道光以后是衰落时期，考据学越来越陷入烦琐哲学，学术思想的统治地位逐渐为今文学所代替，但纯古文学仍然占有自己的阵地。

4 、考据学派和古文学的《诗经》著述

清代考据学以顾炎武为先行，由乾嘉学派大发展，以戴震为中坚，清末由王国维集其大成。

乾嘉学派可分为趋向不同的两派，一是惠栋创始的吴派，一是戴震创始的皖派。吴派的学风有两个特点：一是好博而尊闻，二是不讲义理，只管考据，不作任何说明和发挥。

皖派反对空谈义理，但不是不谈义理。戴震主张义理应求之于古经，读经必求之于文字训诂，训诂明而古经明，古经明而义理也明。皖派注重对经典的文字音韵和训诂进行考证，来证疏经传，阐述经义。

戴震的《诗经》研究专著《毛郑诗考证》（四卷）、《某溪诗经补注》（二卷）（疏释到《召南·驺虞》篇），都是文字注释和释义相结合。

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及王念孙的儿子王引之，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对阅读《诗经》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5 、马瑞辰、胡承珙、陈奂三家著述的各自特点

马瑞辰是以古文为主、今古文通学的《诗经》专家。他的名著《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一卷），以郑玄《毛诗传笺》为本吸取乾嘉考据学的成果，通过对音韵的转变、字义的引申和假借、名物考古、训诂、世次、地理等的广泛考证，对三百O五篇逐篇疏释。

胡承珙是古文学与宋学通学的《诗经》专家，代表作是《毛诗后笺》（三十卷）。

陈奂是专治毛诗的专家。他有多种《诗经》专著，专崇古文毛诗。

古文学者纪昀（晓岚）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其中《经部诗类》收《诗经》著作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又附录一部、十卷，全作了考证、校勘和内容提要（外存目八十四部、九百十三卷）。

6 、今文学派说诗与三家诗遗说的搜集研究

清代今文学在乾嘉时代已露端倪，它的开启者是常州学派。道咸时代是它的兴盛时期，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光绪以后由康有为集其大成，进入衰落时期。

今文学者提倡尊孔读经，用发挥“微言大义”的形式宣传“托古改制”议论。他们的诗说通过评论《诗经》，依托某一篇章而发挥治乱改制的政治思想。

龚自珍的《六经正名》和《五经大义终始》及其答问中关于《诗经》的评论，就是这样说诗的代表。他从西汉今文学派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中发挥“三世三统”说，抛弃了阴

阳五行等迷信部分，而把它作为一个进化的历史规律：

若夫征之《诗》，后稷舂揄肇祀，据乱者也；公刘筵几而立宗，升平也；《周颂》有《般》、有《我将》，《般》主封禅，《我将》言宗祀，太平也。（《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二》）

魏源的《诗古微》清代今文学派的一部重要的《诗经》专著。今文学的三家诗，自从郑玄笺《毛传》以后，齐诗亡于东汉，鲁诗亡于晋，韩诗到北宋汴京之乱散夫，只剩下一本《韩诗外传》。魏源在前人辑佚的成就上，论述三家诗和毛诗的异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

王先谦的《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是搜辑三家诗遗说的集大成著作。

7 、超出各派之争的“独立思考”派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写成于康熙年间，正是汉学与宋学激烈斗争之时。他摆脱两派门户之见，论诗既不依傍《诗序》，也不附和《诗集传》，从诗的本义探求诗义，认真研究诗文，考证书史，自由立论。

崔述的《读风偶识》，写成于嘉庆年间，是研究《国风》的专著，打破汉宋门户之见，就诗求义，采录并推求出一些可取的见解。

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写成于光绪初年，他对古文学、今文学、宋学各家诗说辨析抉择，又汇集近人说诗成果，再经过自己的钻研，较多地采录了姚际恒的新说，提出一些能够打破前人成说的新见解。

8 、最早的对儒家诗教的批判和《诗经》白话新注本的出现

青年鲁迅在一九〇三年发表的论文《中国地质略论》（《集外集拾遗》）和一九〇七年发表的文论《摩罗诗力说》中对《诗经》作了评论。他对诗篇的理解，不受传统经传义疏的束缚而提出新见，并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家的诗教，是用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评论《诗经》的第一人。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出现了第一本《诗经》白话注本——木刻本《诗经白话注》，江阴钱荣国著，江阴礼延高等小学堂印行。全书共四卷，卷前有《例言》，每卷卷后均有著者的《附记》。

十一、鲁迅论《诗经》

最早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他一方面热情赞美欧洲富有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精神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不为顺世和乐之音”，而“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另一方面，批判保古主义者陶醉在昔日光荣中“漫夸耀以自悦”，导致了民族的衰落和灭亡。他诘问道：

“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糜之下，殆此事乎？”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文学史编著的讲义。关于《诗经》的性质问题，鲁迅指出：《诗经》“是中国的最古的诗选”（《集外集·选本》）。鲁迅在《纲要》中引录了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

此书作者认为：

但细看其所列鲁迅对《诗经》的研究，不过是经常引用《诗经》在自己的文章中，以《诗经》说事，关于《诗经》本身的观点实在算不上多少创新，如此评价，恐怕与当时鲁迅还在神坛有关。

《诗经》又称《诗三百》译文与赏析

无外乎赋比兴三种手法。

诗经（诗三百）中，开创了赋、比、兴的创作手法，为今后的诗歌创作提供了范例。

一、《诗经》中的赋

《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朱熹《诗集传》说：赋也。

方玉润《诗经原始》：殊知此诗之妙，正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云。

二、《诗经》中的比兴

《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

郑玄《毛诗笺》：蒲以喻所说（悦）男之性，荷以喻所说（悦）女之容体也。

三，赋比兴表现手法的作用

赋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的特点就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

比分为比喻和比拟。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并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例如，《硕鼠》一诗中，就是运用了比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令人憎恶的老鼠，将奴隶主贪婪残忍的本性表现的淋漓尽致。为什么不直接表达而要用比呢？运用比拟表达喜爱的事物，可以使它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表现丑恶的事物，可以使它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

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先让我们来看一首诗。《风雨》中运用兴的表现手法的句子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风雨如悔，鸡鸣不已。”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要写的内容，而要先言他物呢？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有些诗中的兴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例如，《风雨》写的是在傍晚时节，外面下班着小雨，刮着风，女主人公正在思念着自己的夫君，此时，听见了外面的鸡鸣声。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愁怅之情。兴在这里就起到了渲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加深抒情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些诗中的兴没有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与下文也没有什么联系。例如，《黄鸟》的“交交黄鸟，止于棘，止于楚，止于桑。与下文的子车家的三个儿子为秦穆公殉葬没有联系，兴就起到了提示、渲染一种气氛，帮我们完成从日常生活到诗歌欣赏的过度作用。

人们常常把比、兴两种表现手法截然分开，在研究中我们认为，比兴两种表现手法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诗中是有一定联系的，例如，《氓》中，就是用自然现象来女主人公感情生活的变化，由起兴的诗句来引出表达感情生活的诗句，由叶子的鲜嫩而至的枯黄，来比喻感情生活的幸福而至的痛苦，这里的兴就具有了比的作用。

兴在诗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

作为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赋比兴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赋比兴”的观念在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不断积累，先由《周礼·春官·大师》总结：“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1]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根据《周礼》的说法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2]很明显，风、雅、颂是属于《诗经》的文体分类，赋、比、兴是指什么，则没有说明。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诗的作法，后者是诗的体裁。一般说，赋、比，都比较清楚，兴就有疑问，后人的解释分歧很多。至今也没有定论。刘勰所谓“风通而赋同”，即风雅颂相通，赋则作为诗的一般表现手法，“通正变，兼美刺”，也是相同的，这些都比较好理解，惟独比和兴问题，历代解释很多。概括起来大体上有三种解释的方法，即政治的解说、语言的解说和文学的解说。

一、三种不同角度的解说

政治的解说。如汉代的“比刺兴美”说。这是汉儒的经学的解释。郑玄注《周礼》“六诗”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3]这种说法是以汉代的社会文化中的美刺论生硬地来解释比兴，与文学艺术离开得比较远，与文学创作没有多大关系。《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抒情的诗歌中,离开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和所描绘的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就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牵强附会的理解，有着直接关系。唐代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 “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并非比一定与“刺”相连，兴一定与“美”相连。这种经学家的政治解释方法，在中国古代仍有不小影响。连刘勰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比兴”篇中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意思是关雎雌雄有别，用以比喻后妃的美德，布谷鸟专一，所以诗人用来比喻夫人的专一用心。这种读诗的方法承继的是郑玄的政治解释方法。这种方法特点是用政治遮蔽艺术，用意识形态曲解诗义，离开了诗歌的常识，是不可取的。

语言的解说。朱熹的解说可作为代表。朱熹在《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辞。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4]赞成此说的人最多。在朱熹的解说中，强调比兴是一种修辞手段，一种语言技巧。这种解说与郑玄的政治教化说大异其趣，无疑把解说推进了一步。从单纯的训诂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作为一种语言解说，用之于非文学著作中是可以的，但用之于文学作品似乎就还隔着一层。因为诗歌的语言是情感的语言，离开情感，单纯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很难把属于情感世界的诗歌解说清楚。实际上，对于这种解说，连朱熹本人有时也是怀疑的。（详下）

文学的解说。最值得重视的解说。具体代表性的有四人，即刘勰的“比显兴隐”说，钟嵘的“文已尽意有余”说，宋人李仲蒙的“叙物索物触物”说。近人徐复观的现代解说。这里先简单介绍钟嵘、李仲蒙的说法，然后再回过来重点阐述刘勰的说法以及徐复观的观点。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有尽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在钟嵘看来，三者都是文学的方法。因为运用赋比兴都要“干之以风力，润之者丹采”，最终目的都是要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其中，对兴的又以“文有尽意有余”来解说，这就把“兴”的含蓄蕴藉的文学功能说得比较清楚。这种看似“与训诂乖殊”（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解说，“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的解说。恰恰揭示了“兴”的文学功能，是十分有意义的。钟嵘对“兴”的这种解说影响很大，唐代以来的诗学实际上是沿着“文有尽而意有余”的旨意往前推进。

宋人李仲蒙的解说也很有意义，他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5]李仲蒙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在他看来，作为赋的“叙物”不仅仅是 “铺陈其事”，还必须与“言情”相结合，就是说作者要把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要把客观的物象描写得真切生动。这就比传统的解释进了一大步，更加符合创作中对于“赋”的 要求。唐代许多诗人用“赋”，的确都表现了这样的特点，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主要是用“赋”，却也十分尽情。作为“比”的“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完全是一个运用比喻手法问题，作者还必须在比喻中表达作者真挚的感情。唐代许多诗歌中的比喻，如李白《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这里用“比”，却以情附物，而不象某些汉赋那样把各种比喻变成单纯词藻的堆砌。作为“兴”的“触物”，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反过来又把情感浸透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解说，最后都归结到一个“情”字上面，这就更符合文学的审美特征。

《诗经》又称《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311首，其中6篇有题目而无内容，可能为当时的笙诗，因此后人取其整数，称之为“诗三百”。先秦时期，《诗经》称为《诗》，西汉时《诗》被儒家辟为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此外，由于西汉学者毛亨、毛苌师徒曾对《诗经》作过详实的注疏，因此后世通行版的《诗经》又称《毛诗》。

《诗经》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作者生活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即西起今甘肃东部，北到河北西南，东至山东，南及江汉流域的古中原地区。

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主流的说法：

其一，王官采诗说。该说法最早见于《左传·孔丛子·巡狩篇》，其中载说：“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因而有人据此推断，当年周天子为了了解民情，常常在农忙时派出专门的使者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再由史官汇集整理后献给天子，当时的采诗官被称为“行人”。而其后的《汉书·食货志》也载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西汉学者刘歆在《与扬雄书》中也称：“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

其二，公卿献诗说。该说法称，当年周天子为了考查各诸侯国的民风和国君政绩的得失，“考其俗尚之美恶”，下令诸侯献诗。比如《国语·周语》载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曚诵。”

其三，孔子删诗说。该说法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其中载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意思是说，孔子在世时，当时社会上流行有古诗3000余篇，后来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了其中305篇，编成《诗经》。而对于这一说法，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均持怀疑态度，理由是，《左传》中记载，孔子不到10岁时就有了定型的《诗》书。比如，公元前544年鲁国的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

综合以上三种说法，现在我们通常认为，《诗经》系当时各诸侯国协助周天子的史官采集而得，之后经由史官整理、乐师编纂配乐而成，后来孔子可能对其作过进一步的整理。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自古即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是指列位“风”、“大雅”、“小雅”、“颂”篇首的四首诗，这四首诗可以看作《诗经》的灵魂所在；“六义”则指与《诗经》息息相关的六个关键词：“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诗经》截然不同的三种体裁；“赋、比、兴”则是《诗经》中最主要的三种修辞手法。

“风”的原意是“风俗”的意思，这里借指民谣，它是相对于“王畿”——周天子的直辖区的民歌而言的，包括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huì）、曹、豳（bīn），即今黄河流域之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15个方国或地区的民歌，称“十五国风”，凡160篇，为《诗经》的核心内容。可以推知的是，这些民歌收入诗经时，多半是经过了润色处理的。

“雅”即是“王畿”音乐。周人称“王畿”为“夏”，古代“雅”和“夏”通用。因此有雅乐一说。此外，“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周人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的典范，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都是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比如，朱熹在《诗集传》中说：“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于其内容。”

“雅”乐按音乐的形式又可细分为“大雅”和“小雅”，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凡105篇。这其中，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民谣的作品，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

“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丰功伟绩的。《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的就这类是祭祀音乐的节奏特点。“颂”分“周颂”、“鲁颂”和“商颂”。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凡40篇。虽说颂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不过也有例外，比如鲁颂4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铺陈叙事的，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按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比如，《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韵味。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全貌：它不仅展示了古代劳动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命运和他们的反抗斗争，也反映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它不仅忠实反映普通人的爱情和婚姻，也忠实地反映历史上许多的重大事件。这一切，对于我们考察周代的历史、宗教、文化习俗无疑有很大价值。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经》其实就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大约五百年间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孔子曾概括《诗经》的特色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并教育弟子诵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极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那么何谓“思无邪”呢？后人注疏说：“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这里的“思无邪”，就是“真情流露、毫不矫饰”的意思。这是无疑对《诗经》的最中肯的判词，也是我们后人是理解《诗经》的关键切入点。



关于诗经研究的毕业论文选题

两千年来，论诗者多矣。各个方面皆论述颇深。重复老调子，只是拾人牙慧而已。我建议你讨论一下诗经与原始风俗问题，用人类学、风俗学、社会学眼光来解读诗经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闻一多那代人开始的，相对其他话题比较新颖，涉及跨学科问题，做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很有意思。建议你先读一读闻一多《诗经》类着作，如《匡斋尺度》、《诗经通义》甲乙、《诗经新义》，或许能有所启发。后人从这个角度研究的也不少，翻出几本典范，来读一读，看看除此之外能不能有新的视野和认识。只要有一点，一篇不错的论文就可以出来了。

如何研究诗经？

很多学者都说过。诗经能读通其中的三分之一就不错了。会背7，8首就可以了。

诗经，是先秦文化的大成。要研究诗经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时期。

研究下西周东周春秋史，诗经的雅和颂须要了解这些才能明白。

诗经的风，大部分是民间流传，也有一些有作者出处的。比如《黄鸟》，诗经中很多都是借喻。要了解特定的历史故事才能明白。

《诗经研究史概要》摘记（5）

十、清代《诗经》研究概说

1 、清初三大家与《诗经》研究

顾炎武创浙西学派，主张实学，学以致用，注重考据。顾炎武把治经与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考古、校勘、历史、地理以及天文、历算等学科结合起来，目的是以考据为手段释经，探索经书的原始意义和古经所记述的真实情况。他的《音学五书》，奠定了清代音韵学的基础，其中的《诗本音》十卷，是在明末陈第《毛诗古音考》之后，进一步研究《诗经》音韵的名着，完全推翻宋人的“叶韵”说。

黄宗羲在学术史着作、断代哲学史《宋元学案》中，评述了宋人关于《诗经》的争论。他批判宋学的烦琐哲学，说这些人

王夫之对《诗经》的内容和艺术形式都作了大量研究。他曾经遍注群经，《诗经稗疏》四卷，是疏释《诗经》的着作。《诗广传》五卷，是他阅读《诗经》的杂感集。《诗绎》是他专门研究《诗经》的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是诗论，其中也有关于《诗经》艺术的见解。前两本书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后两本是研究《诗经》艺术形式的。以《诗广传》的影响最大。

王夫之是清代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进行艺术研究的第一个人（《诗绎》）。

2 、清初汉学的复兴与《诗经》

康熙钦定的 《诗经传说汇编》 二十四卷，以朱熹《诗集传》为纲，又附录汉、唐的传、笺、序、疏可取的训解，是用皇帝的名义颁行的以宋学为基础的宋学汉学通学的《诗经》着作。

清初研究《诗经》的有阎若璩、毛奇龄，陈启源诸名家。阎若璩、毛奇龄的作用都在于驳斥朱熹的诗说，打破《诗集传》的权威性。

毛奇龄详细地考据证明所谓《子贡诗传》《申培诗说》都是丰坊的托伪。

陈启源着《毛诗稽古篇》，在《诗经》研究史上是一部比较重要的着作。它是以复兴汉学为宗旨而写作的。 《毛诗稽古篇》 表示了在《诗经》研究中，清代汉学与宋学已经完全分开，并且致力于用汉学推翻宋学。

3 、清代古文学的发展

清代古文学或称新汉学，新汉学是长期以对古代典籍的考据为主体的，所以又被称为考据学，或朴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康熙时代是开创时期，汉学与宋学尚未完全分开，由萌芽而逐渐取得压倒地位。

乾隆、嘉庆时代是全盛时期，考证古代典章制度和文字、音韵、名物、训诂的考据学极为发达，在延续一百年的长时期中，治学讲究考证，形成了学术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考据学派。

道光以后是衰落时期，考据学越来越陷入烦琐哲学，学术思想的统治地位逐渐为今文学所代替，但纯古文学仍然占有自己的阵地。

4 、考据学派和古文学的《诗经》着述

清代考据学以顾炎武为先行，由乾嘉学派大发展，以戴震为中坚，清末由王国维集其大成。

乾嘉学派可分为趋向不同的两派，一是惠栋创始的吴派，一是戴震创始的皖派。吴派的学风有两个特点：一是好博而尊闻，二是不讲义理，只管考据，不作任何说明和发挥。

皖派反对空谈义理，但不是不谈义理。戴震主张义理应求之于古经，读经必求之于文字训诂，训诂明而古经明，古经明而义理也明。皖派注重对经典的文字音韵和训诂进行考证，来证疏经传，阐述经义。

戴震的《诗经》研究专着《毛郑诗考证》（四卷）、《某溪诗经补注》（二卷）（疏释到《召南·驺虞》篇），都是文字注释和释义相结合。

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及王念孙的儿子王引之，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对阅读《诗经》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5 、马瑞辰、胡承珙、陈奂三家着述的各自特点

马瑞辰是以古文为主、今古文通学的《诗经》专家。他的名着《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一卷），以郑玄《毛诗传笺》为本吸取乾嘉考据学的成果，通过对音韵的转变、字义的引申和假借、名物考古、训诂、世次、地理等的广泛考证，对三百O五篇逐篇疏释。

胡承珙是古文学与宋学通学的《诗经》专家，代表作是《毛诗后笺》（三十卷）。

陈奂是专治毛诗的专家。他有多种《诗经》专着，专崇古文毛诗。

古文学者纪昀（晓岚）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其中《经部诗类》收《诗经》着作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又附录一部、十卷，全作了考证、校勘和内容提要（外存目八十四部、九百十三卷）。

6 、今文学派说诗与三家诗遗说的搜集研究

清代今文学在乾嘉时代已露端倪，它的开启者是常州学派。道咸时代是它的兴盛时期，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光绪以后由康有为集其大成，进入衰落时期。

今文学者提倡尊孔读经，用发挥“微言大义”的形式宣传“托古改制”议论。他们的诗说通过评论《诗经》，依托某一篇章而发挥治乱改制的政治思想。

龚自珍的《六经正名》和《五经大义终始》及其答问中关于《诗经》的评论，就是这样说诗的代表。他从西汉今文学派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中发挥“三世三统”说，抛弃了阴

阳五行等迷信部分，而把它作为一个进化的历史规律：

若夫征之《诗》，后稷舂揄肇祀，据乱者也；公刘筵几而立宗，升平也；《周颂》有《般》、有《我将》，《般》主封禅，《我将》言宗祀，太平也。（《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二》）

魏源的《诗古微》清代今文学派的一部重要的《诗经》专着。今文学的三家诗，自从郑玄笺《毛传》以后，齐诗亡于东汉，鲁诗亡于晋，韩诗到北宋汴京之乱散夫，只剩下一本《韩诗外传》。魏源在前人辑佚的成就上，论述三家诗和毛诗的异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

王先谦的《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是搜辑三家诗遗说的集大成着作。

7 、超出各派之争的“独立思考”派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写成于康熙年间，正是汉学与宋学激烈斗争之时。他摆脱两派门户之见，论诗既不依傍《诗序》，也不附和《诗集传》，从诗的本义探求诗义，认真研究诗文，考证书史，自由立论。

崔述的《读风偶识》，写成于嘉庆年间，是研究《国风》的专着，打破汉宋门户之见，就诗求义，采录并推求出一些可取的见解。

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写成于光绪初年，他对古文学、今文学、宋学各家诗说辨析抉择，又汇集近人说诗成果，再经过自己的钻研，较多地采录了姚际恒的新说，提出一些能够打破前人成说的新见解。

8 、最早的对儒家诗教的批判和《诗经》白话新注本的出现

青年鲁迅在一九〇三年发表的论文《中国地质略论》（《集外集拾遗》）和一九〇七年发表的文论《摩罗诗力说》中对《诗经》作了评论。他对诗篇的理解，不受传统经传义疏的束缚而提出新见，并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家的诗教，是用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评论《诗经》的第一人。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出现了第一本《诗经》白话注本——木刻本《诗经白话注》，江阴钱荣国着，江阴礼延高等小学堂印行。全书共四卷，卷前有《例言》，每卷卷后均有着者的《附记》。

十一、鲁迅论《诗经》

最早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他一方面热情赞美欧洲富有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精神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不为顺世和乐之音”，而“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另一方面，批判保古主义者陶醉在昔日光荣中“漫夸耀以自悦”，导致了民族的衰落和灭亡。他诘问道：

“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糜之下，殆此事乎？”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文学史编着的讲义。关于《诗经》的性质问题，鲁迅指出：《诗经》“是中国的最古的诗选”（《集外集·选本》）。鲁迅在《纲要》中引录了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

此书作者认为：

但细看其所列鲁迅对《诗经》的研究，不过是经常引用《诗经》在自己的文章中，以《诗经》说事，关于《诗经》本身的观点实在算不上多少创新，如此评价，恐怕与当时鲁迅还在神坛有关。

追溯诗歌的源头——《诗经》艺术探究

《诗经》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四言体为主的句式,重章迭句复沓的章法,丰富、生动、简练、形象的语言特色,筑成了一座文字的丰碑。《诗经》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影响至为巨大而深远。在新世纪来临之际 ,《诗经》研究出路何在 ,已成为学界关心的话题之一。提出设想通过对《诗经》的了解探究，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兴趣，通过搜集资料，研究交流，培养学生的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激发学生的自主研究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实事求是的精神，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最终方案小组成员首先细读收集到的相关文献资料，对诗经艺术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和把握，再将组内成员收集到的相关资料进行分门别类，本次小组活动重在找出收集到的运用赋、比、兴艺术手法的一些代表诗词。准备工作准备工作一：夏仲梦带领顾清雯、荀懿两位同学到学校图书馆、县图书馆、各大书店查看相关文献、翻阅有用资料，并做记录。准备工作二：三位同学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关于诗经艺术的一些相关资料。由李小君负责。发现问题《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研究成果（一）：赋1、运用赋的代表诗词：如：《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2、运用比的代表诗词：《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硕鼠硕鼠， 无食我麦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 3．运用兴的代表诗词：《关雎》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二）试对以上三种手法作简作分析：1、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2、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3、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研究体会：通过这次研究性学习，我们学到了不少赋比兴手法的知识，懂得了《诗经》中不少赋比兴手法的运用，我们也认识到这些手法在诗歌中的重要地位，领略了古典诗词的伟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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