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为时而著是谁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哪个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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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哪个诗派

出自白居易写给好友元稹的《与元九书》。晚唐张为著有《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诗人按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分为六类，其中白居易被列为第一类诗人之首，号为“广大教化主”。他对白居易的这一评判无疑是非常有道理的。白氏获得这样的称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这一原则回应了当时文艺创作遇到的挑战，因其注重发挥文艺的基本功能，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获得后世广泛的共鸣，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有极为深远的意义。这样的创作观念，正是对传统文艺精神的继承和提升。当前适逢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新时代，国家空前强盛，人民生活丰富多彩，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为文学艺术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自应被发扬光大，并被赋予与新时代相应的新内涵。

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由哪个人提出的

为时为事而作——白居易之诗歌理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提出的。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后移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县。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世敦儒业，祖、父皆以明经出身。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句显示出白居易“为时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即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更是白居易讽喻时事诗的基本宗旨，即诗歌应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将诗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

我们知道，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说：

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已。

因此，白居易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泉源。如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观刈麦》《采地黄者》《上阳白发人》等；如对统治阶级的“荒乐”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各种弊政进行揭露，《卖炭翁》《红线毯》等；更有反对穷兵黩武，表达爱国主义思想，《西凉伎》《缚戎人》《新丰折臂翁》等。

白居易这种诗歌创作主张增加了诗歌的教化作用，在阐发了诗歌的特性的同时，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如《与元九书》：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騃，……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义”即《诗经》的“六义”，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实义”即以义为果实，也就是要“经之以六义”，使诗具有美刺的内容。

总的来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主张，表现了一个诗人的社会责任感与敏锐的洞察力，是每一个时代都不可缺少的记录者。

三、“文章何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著”是由谁提出的

此句出自新乐府运动倡导者白居易。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反映时事，也就是《秦中吟序》所谓“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另一方面是为现实而作，也就是《与元九书》所谓“裨补时阙”。反映的事情不一定是时事，但目的是为了现实。杜甫一生写了许多面对现实、讽谕时事的作品，但他没有提出为时事而作的主张。白居易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中唐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是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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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唐代诗人是

该观点提倡的唐代诗人为白居易。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语出唐代文学家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白居易提出的“为时”“为事”创作原则，突出强调了诗歌创作与现实的关系，道出了千古诗文为时为事而作的道理。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一观点不仅在唐代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创作理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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